尹月评山田昌弘系列｜青年群体命运折射出的日本当代社会图景

  《少子社会：为什么日本人不愿意生孩子》，［日］山田昌弘著，丁青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240页，49.00元

  《为避免下坠而竞争：日本格差社会的未来》，［日］山田昌弘著，胡澎、杨雪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11月出版，165页，49.00元

  《社会为什么对年轻人冷酷无情》，［日］山田昌弘著，李燕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23年6月出版，252页，49.00元

  《低流动社会：后疫情时代日本的新格差》，[日]山田昌弘著，郭佩译，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181页，59.00

  2023年7月26日，日本总务省例行发布人口统计数据。截至2023年1月1日，日本人口较去年减少约八十万人，连续十四年下跌，且创下1968年（调查初始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这也是首次出现全境四十七个都道府县人口全部下跌的现象。

  2005年被称为日本少子化元年，因为从这一年开始，人口结构和生育意愿开始发生显著变化。少子化现象的出现具有四个要点：总人口开始减少；总和生育率（指女性在育龄期生育子女的总数）下跌；终身未婚率（指五十岁之前没有结婚的人的比例）上升；终身生育率（指在某个时点已经度过育龄期的妇女平均每人所生育过的孩子数目）低下。近二十年后的今天，日本人口下降趋势并未得到一定效果遏制，这四个指标仍在持续恶化。2010年开始，日本的总人口数已连续十多年出现绝对数量的下降；总和生育率微涨后于2022年回落至一点二六，与2005年的历史最低点齐平；2022年，男性终身未婚率达到百分之二十八点三，女性为百分之十七点八，双双突破新高；最后，从1970年出生的女性五十岁时的无子女比例来看，终身未生育者目前已超过四分之一（百分之二十七）。

  与婚育率长期低迷相伴而生的趋势，是老龄化程度的持续加深。2022年，日本六十五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创新高的三千六百二十三点六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九点一。而且，在独身化社会的背景下，老龄人口的增加意味着老龄独身人口数量将日益膨胀，势必对日本现有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形成严重负担。

  作为日本最严峻的社会议题，少子高龄化引发的讨论可谓汗牛充栋。本文拟着重介绍的是日本知名社会学家山田昌弘探讨这一问题的系列著作。

  山田昌弘1957年生于东京，现任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教授，专攻家庭社会学、情感社会学和性别理论。他曾任厚生省人口问题审议会委员和内阁府国民生活审议会委员等，目前还兼任内阁府男女共同参画会议民间议员、文部科学省儿童德育恳谈会委员等职，常年为有关政策建言献策。

  1993年，山田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担任客座研究员，师从情感社会学流派的开创者阿莉·霍赫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霍赫希尔德的著作包括《心灵的整饰》《第二轮班：职业父母与家庭变革》《故土的陌生人》等，她开辟了社会性地解读感情问题的研究路径，探讨社会如何塑造我们的情感经验和人际互动模式。山田以导师为学术榜样，致力于通过简洁直白的语言和丰富的数据图表描摹个体与宏观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他创造了“婚活”“草食男”等流行语，精准捕捉了平成时代婚恋市场的风貌。山田著述颇丰，单著即超过二十本，还有大量合著和编著作品。早在2010年，他的《“婚活”世代》就被译介到国内。从2021年起，《少子社会：为什么日本人不愿意生孩子》《为避免下坠而竞争：日本格差社会的未来》《社会为什么对年轻人冷酷无情》和《低流动社会：后疫情时代日本的新格差》（原著题为《新型格差社会》）等著作也陆续被引进。这些作品有的出版于2010年前，有的则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写就，但山田对社会、家庭和个人三者关系的关注是一以贯之的。

  山田的一系列著作各有侧重，从少子化、社会不平等、阶层固化等多个切口分析日本社会现状，但他投以最多关怀的无疑是青年群体。换言之，山田在其作品中所着重描摹的，是原本应该为社会的明天和希望，如今却面临多重困境、前途黯淡的年轻人。

  首先，日本年轻人正在开创不婚不育的时代。根据2020年国势调查的最终结果显示，四十岁以下男性青年的未婚率为百分之二十八点五，女性为百分之二十六点二；而在1980年，只有百分之八点五和百分之五点五的男女青年直到四十岁还未结婚。与不婚率高企相伴出现的是生育率的低迷。据测算，2000年后出生女性中“终身无孩”者的比例最高可达百分之四十二，男性则可能达到百分之五十。

  许多看法认为，婚育率连年走低的关键原因是这一代年轻人将追求自由生活和个人发展置于建立传统家庭之上。这固然是正确的见解，但山田同时指出，年轻人拒绝婚育的另一重要的条件是低收入男性无法承担进入婚姻和维持家庭生活所必需的经济压力。这一判断得到数据支持。根据2022年日本内阁府的调查，当被问到是不是有结婚打算时，回答“否”的二十多岁男性和三十多岁男性分别占到百分之十九点三和百分之二十六点五，属于少数。而关于做出不婚决定的原因，“缺乏经营婚姻生活的经济实力、工作不稳定”和“不愿被婚姻束缚，想自由生活”并列成为男性受访者的首选答案。换言之，大部分男性青年仍然默认婚姻是人生的必选项，但苦于经济压力而被迫将之延后或放弃。

  从1989年到2019年的三十年间，日本短期就业与非正式雇用的男性数量从二百二十九万人上升至六百九十一万人，在总体就业人口中所占比例从百分之八点七上涨至百分之二十二点九。这是由于泡沫经济崩溃和随后的“平成不况”使日本劳动力市场格局出现非常明显的二元化趋势。企业一方面抑制全职员工的招聘，寻求降低人员开支；另一方面大规模雇用非全职员工作为廉价劳动力的供应源，从而在削减成本的同时确保业务运转。正式员工往往拥有良好的福利保障和稳定的职业生涯；而非正式雇用者的薪资低、福利有限、工作变动频繁，且很难转入长期合同关系，确实难以为婚姻和养育子女提供保障。另据内阁府调查显示，2022年，三十岁以下尚未结婚的人口中（除学生），正式雇用员工占百分之五十八，年收入三百六十七万日元（约合十八点二万块钱）；非正式雇用者占百分之二十四，年收入为一百八十四万日元，仅为前者的一半。正如山田所指出的，“正式员工和非正式员工的经济差距逐步扩大，而且伴随着非正式员工的增多，日本逐步进入了‘即使努力工作，也不一定可以赚到养家糊口的收入’的‘格差社会’。”

  曾经以“一亿总中流”自豪的日本如今却面临着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现状。根据厚生劳动省今年7月发布的《国民生活基础调查》，2021年度日本的相对贫困率达到百分之十五点四，即大约七人中就有一人的年收入少于国民年收入中间值的一半。而且，如山田所言，差距的产生往往并非竞争的结果，而是由出生家庭所决定：“从某一种意义来说，好像目前反而成了最接近身份制时代的社会”；“10～20年后社会阶层将进一步固化。再极端地想，日本正在回到阶级社会的道路上”。

  在其十多年前的著作中，山田便准确预言了如今日本社会的状况，可见其洞察力和分析调查数据的手腕。更有意思的是，读他的著作时经常感到书中所写也能和中国的现状相互印证。中国社会似乎步上日本的老路，年轻人群体婚育意愿低，求职不易等现象与日本如出一辙。现在，两国好像都走到了岔路口上，迷茫彷徨于前进的方向。

  山田在著作中多角度细致呈现青年群体困境的目的，在于探讨问题形成的深层因素。他认为，关键症结是战后型家庭模式的瓦解。当然，这并非山田一人的创见，而是学界共识。但经过山田以明白晓畅的语言和例证娓娓道来，战后型家庭的解体经过及其连锁效应以更清晰的面貌展现在我们眼前。

  所谓“战后型家庭”，是日本在二战后经济快速地发展时期形成的主流家庭模式。男性接受高等教育后进入企业从事稳定工作直至退休，一人的收入便足以支撑家庭开支。而女性在婚育后大都辞职，成为专职主妇，承担全部家务和育儿工作。

  这种家庭模式之所以能够维系，是以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为前提的。在日本，“男主外、女主内”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基于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角色观念的公私领域分工，导致日本女性除了固守家务和育儿职责之外，极少拥有其他选择。另一方面，在社会安定繁荣的时期，人类对于经济持续增长满怀信心，因而整齐划一地迈入已规划好的人生轨道。

  然而，泡沫经济的破灭和大规模经济衰退的到来致使上述两个前提不复存在。其一，经济下行的压力使得女性必须重返职场，与丈夫共同担负家庭开支。目前，十五至六十四岁年龄段的日本女性劳动参与率与欧元区国家的水平大致相同，超过百分之七十。双收入家庭的数量也已达到传统单收入家庭的约两倍。其二，持续的景气低迷扰乱了人们对未来的单一想象，快速地发展期造就的家庭模式也不再能确保稳定的经济来源。在此背景下，脱离既往人生轨道，开辟更丰富多元的生活方式成为必然。如今，独居、同居但不结婚、与同共同生活、婚外生子等亲密关系已被广为接受。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家庭形态和人生选择日趋丰富，但日本人的价值观念反而变得更加内向和保守。经济长期不振和地震、传染病流行等灾难性事件频发容易酿成焦虑、恐惧、愤怒的群体心理。东亚地理政治学格局中日本核心地位的动摇也进一步激发了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情绪。在国家未来和个体前景都充满不确定性的双重压力下，日本社会排外意识明显上扬。日本放送协会（NHK）近年实施的“与外国人共生的社会”舆论调查显示，约半数受访者都反对接纳外国人居住在自己的社区，理由是担心他们对本国的工作机会、生活环境、地区安全和文化传统构成威胁。即使在赞成日本积极引入外国人才的受访者之中，也有五分之一反对更多外国人与自己比邻而居。

  在青年人当中，保守倾向的加深体现得更明显。多项舆论调查显示，1990年以后出生的日本年轻一代表现得比年长者更服从权威、敌视外来群体、以及反对平等主义。他们也对右倾执政党自民党更有好感。在“55年体制”（即日本自1955年出现的自民党为执政党、社会党为最大在野党的政治格局）时期，自民党的支持率受到“选民年龄增加”这一因素的影响，即二十至三十岁年龄段的年轻群体对自民党的支持率偏低，但他们在年过四旬后开始支持自民党，且支持力度随年龄增长继续增加，一直延续到七十岁年龄段。然而，从2012年安倍晋三执政以来，二十至三十多岁年轻人中自民党支持者所占比例首次超过了六十岁年龄段群体，打破了年龄越长者越倾向于支持自民党的既有模式。日本年轻人的政治参与程度也较年长者低下。他们很少投票，也抵触复杂的政治议题。虽然青年群体在经济衰退形势下首当其冲受到冲击，但他们似乎既无意愿也无能力通过政治参与寻求解决途径。一种被山田命名为“单身寄生”的现象在青年群体中蔓延，其表现是年轻人为了减轻经济负担，选择退回家庭，与父母同住。由于依附父母，年轻人的青春期被无限期拉长，难以自立，他们也丧失了进入亲密关系的需求，导致婚育率进一步低下。

  正如“昭和男儿，平成废柴”之类语带戏谑的标签所暗示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人们好像总是被时代风云裹挟着度过一生，难有对抗之力。家庭结构的变革也加深了社会的“原子化”程度，使得人际联结愈加稀薄。面对“单身者成为大多数人”这样前所未有的时代（荒川和久，《超单身社会》），不仅个体茫然失措，政府的应对似乎也很滞后，战后型家庭解体留下的空白尚未填补，阶层固化的难题又扑面而来。东京大学教授仁平典宏在收入论文集《平成史》的论文《社会保障：夹在新自由化与普遍主义化之间》中发问：“‘个人化’是一条单行线，那等待着我们的就只有一再失去吗？”

  在其一系列著作中，山田对于提高婚育率、缓解贫富差距等议题，提出了诸多应对方案。他认为，提高结婚率和生育率的根本在于充分体察年轻人的处境，“为年轻人提供一个充满希望的环境”。

  具体而言，在非正规就业盛行的背景下，政府应为低收入或失业的年轻人提供有效的政策支持，而不能一味指望父母辈为子女托底。山田还特别指出应充分释放女性劳动力，使女性从事符合其能力和学历的工作。已有研究显示，女性职场活跃度较高的地区，结婚率和生育率也较高。在性别平权受重视的地域，女性较少担心生育可能会引起的职场惩罚，因此更有意愿承担母职。所以，如果要遏制少子化进程，促进生育意愿，实践性别平权已经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由之路。

  自2012年恢复执政以来，自民党提出建设“女性闪耀的社会”的口号，推行多项政策改善性别平权现状。然而，日本女性的地位尚未得到非常明显提高。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EF）2022年7月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日本的性别平等指数在一百四十六个接受调查的国家中仅列第一百一十六位。上至政界高层，下至普通大众，男尊女卑的刻板意识依旧顽固，导致日本的两性平等进展缓慢。山田能意识到民间传统文化的局限性及相应形成的政策措施对女性的束缚，并积极为女性权益声张，在男性学者中实属少见。

  在私人生活方面，山田认为应承认和允许当代社会组建家庭的多元模式，而非一味宣扬传统婚姻家庭的好处：“年轻人所处的经济环境让他们即使想结婚生子也没办法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再怎么挥旗呐喊、振奋精神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认识到婚育不易、就职困难、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等问题不应归咎于个体能力，或者说仅靠个人的“自助努力”远不足以改变现状。在被“个体化”定义的时代中，呼吁政府和民众团结一心，未来的论调难免显得老套而无力。然而，山田仍反复强调这一主张：“如果说平成时代是‘贫富差距逐步扩大，但人们不想承认’的时代，那么令和时代就是‘承认贫富差距的存在，在正视现实的基础上，大家如果一起创造就能迎来新生活’的时代。不，不是如果，而是必须如此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