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开一道“文学”的豁口——近期非虚构文学阅读札记

  自从《人民文学》在2010年开设“非虚构”专栏，“非虚构”的名目开始在文坛名声鹊起。当梁鸿在一种古典的启蒙焦虑甚至绝望的情绪之中记下一个破败空巢村庄的人与事时，她和她的编辑们一定想不到，这一来自社会现实召唤之下的新兴文体，将卷起未来十余年间文坛最重要的文流，或许亦没有之一。

  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在新世纪的确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文学路向，它不再是80年代以来的“西方”向、“技法”向、“语言”向，而是绕开所有虚构文学走入的人烟寥寥的语言角落，绕开偏离人生社会的“自语”，直叉叉地开辟出一条闯入现实的新路：叙述者强大的身影和奔涌的情绪，真实人物的命运与生计，大段大段的直接引语，最后汇聚为一声朝向当下现实的“呐喊”。当时的《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将这条新路命名为“非虚构”。“非虚构”的文坛共谋者们，一定意识到了当时虚构在社会里的不及物，在那个农村问题在中国的大地上愈演愈烈的时候，非虚构应时出现了。

  十几年过去了，非虚构孵化时那种文学与现实之间的焦灼角力已然淡化了许多，就连梁鸿的“梁庄”系列也消弭了许多刺目刺耳的社会之问，更多了一份虚构手法带来的温柔与希冀。但非虚构的家族似乎在这些年里也慢慢变得大、越来越庞杂了。它就像是一个好用的麻布袋子，但凡不是虚构类的小说，各种新生的文类，都可以塞进袋子里去。

  不妨来看看近几年来那些能产生不小社会反响的非虚构作品。2023年，媒体人易小荷的《盐镇》是绕不过去的一本非虚构。这本书在年初的网络上曾引起过女性问题的热议。它仍然分有着“梁庄”系列的观视域，作者在上海闯荡多年后，回到家乡四川一个偏僻的小镇，描摹出小镇上十二位女性各异又同样苦楚的人生。但相比“梁庄”，笔致的变化仍是显见的，在文本里，作者的身影遭遇了大规模后撤，那个在上海受了挫的名记者几乎完全隐了身，“梁庄”里作者强烈的质问、喟叹、倾诉，奔涌的抒情、回忆、怅惘，在“盐镇”都化作对于小镇女性绵绵的温柔叙述。同样是知识人对乡的回望，盐镇的笔致要更纤细了，女性与女性之间相互看见的怜悯与动容，都隐隐蕴藉于类似于白描的笔触里。

  《我的二本学生》可能跟“梁庄”系列更像一些。作者黄灯的身影和眼光，会以显在的方式出现在文本的叙述口吻之中——不是一般的二本学生，而是“我”的二本学生。作为在一座广东二本院校工作多年的高校老师，黄灯以慈爱、温煦又愁绪满怀的心，去体贴着这些年轻孩子初临社会时的诸种选择、困顿、忧喜。但黄灯带出了更富有社会学意味的认知视野，这些学生们鲜活具体的人生，总是在与社会时代迁变的共振之中被观照、被理解。与《盐镇》相比，黄灯关心他者命运的情绪依然饱满鲜亮，但这本书让非虚构从“叙述”或是“描写”，变为带有社会学质地的“思考”。

  也有离我们想象要距离更遥远一些的文本，它们都被纳入到“非虚构”的名目之中。杨苡《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是一部百岁文化名人的自述传，用一位文化者的个人生命史带出百年家国风云；谢海盟《寻找河神》更像是城市水文史的勾陈记录，作者用双脚行走带出台北城的水文地图，由此在水泥钢筋的台北召唤出这片水土之上更幽远、神奇的文化史。还有海外翻译过来的畅销文本，也在拓展人类对于非虚构的想象，日本记者清水洁《足利女童连续失踪事件》，既有着悬疑推理的叙述技巧，又是真实社会案件的深度调查；美国记者卡罗琳·佩雷斯《看不见的女性》，则是一份调查报告，奉上了大量的事实、调查和数据，为女性的社会现实处境精准测绘。

  时下的非虚构之路看来在越走越宽，它正在成为社会话语路径交叉的宽阔广场。口述史、深度调查、推理记录、白描式散文、社会学分析报告……非虚构可以是它们之中的任何一种，它提供给当下社会一种打破学科和话语之壁的可能，以文学之名义撕开一条豁口，不同的现代学科、话语形态在这里交汇，不同的观点立场、观察视野在这里洞开，而前提只有一个，那就是对于现实社会问题真实切切的烛照。

  是的，广场。广场精神大概是非虚构最核心的内驱力，当然也是它能较久在人群中流行的奥秘所在。

  韩少功曾经指出，现代社会的基础性危机之一，就是知识在现代体制之下没办法抵达广大人群也没办法抵达社会现实的危机。知识成为空洞的、轻飘飘的东西，兀自在“知识生产”环节里无限增殖。当人类的语言巴别塔在现代社会一再地分叉再分叉的时候，当人类的人文认知领域也彻底地被分工，变得零碎化、工具化、角落化的时候，非虚构用它的流动、腾挪、灵巧，昭示着再次恢复语言与知识之神力的可能，至少是谋求恢复的一种努力。它以现实为火炬，将那些摆弄成不同姿态想象世界、因而事实上也就是囚困于各自认知牢笼的人们带回宽阔的文化广场，召回到一种有机语言的光耀之下。每一次非虚构的创造，都是一次认知方式和社会语言的内爆。

  从最近的非虚构例证中就能看到，非虚构总在不断吸收不同现代学科探照现实的方法，但尤其忌讳于学院派的“高冷”和故作高深，它想象的读者，始终是整个广场的人；它所期待的，往往是不同圈层之间的人们通过一种新的语言形态而彼此看见；它也始终具有照耀处于黑暗之中的存在、唤起社会广泛共鸣、抵达尽可能遥远目光的起愿。

  从阁楼回到广场上去的愿念——无论是语言意义上还是现实意义上的，总是时不时地在人类历史上浮现。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80年代的伤痕文学和朦胧诗都曾承担起这样的集体意愿。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由于社会整体性的认知结构更新，编织而来的故事大约失去了它兴观群怨的古老效能，社会、政治、文化议题在整个社会层面的激活，只能依靠新的文体。非虚构是人们再次回到广场上去的尝试。世运推移，非虚构在未来必然会继续随着语言手段形态的变迁而更变，甚至它自身也因为没有办法回应新的社会认知情境而被抛却，但它应运而生的广场精神，自启蒙时代到来之后人类对于主体的确认和对语言存在之真的信念，却始终会留存在人类社会，照耀激励那些愿意冲破陈词蔽见的文化勇士们。

  不过，此一“广场”总不同于彼一“广场”，非虚构作为时下的广场文体，也发生了一些有必要注意一下的变化。

  首先，它能在全球多个地区同时流行开来，这大概在之前的历史时期并不多见。换言之，这个广场够大。进入新世纪以后，不仅中国经历了虚构文学的整体边缘化，欧美、日本等国同样如此。而震惊日本的儿童失踪案件调查、获得大奖的美国女性处境报告，在中国读者中引起广泛的共鸣，除了说明全球的现代社会都出现了类同的问题，以及悬疑推理、数据分析已经变成全球范围内的认知“硬通货”，还能说明什么呢？非虚构背后浮现出的是一个全球互通的现代文化广场。非虚构文本在他国的翻译与出版，大概也是为数不多的不同国族社会之间有效的文化交流。这一点，其实从梁鸿身上就能看到。近十余年，除了莫言收获诺奖，梁鸿和她的“梁庄”系列大概是最受国际文化界欢迎的中国作家了。尽管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但在非虚构的身上，尚还能附着人类“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的美好愿景。

  同时，非虚构以拒绝虚构来命名自身，本身即宣告了它对于“真”的关注和重视。从虚构到“非”虚构，这里发生了对于虚构的拒绝，虚构在之前的历史时代积累的文化资本和光晕在逐渐失效。而非虚构追求的“真”，也已不再是古典时期的“真理”，不单单是现实主义式的“真实”，而与当下社会对透明的追求有关。韩炳哲认为现代是一个“透明社会”，现代人总是倾向于一种透明的、没有秘密的人际文化。非虚构的出现和持续流行，想着法子地、变换着语言花样地抵达想象中的“真”，本身即是现代透明社会来临的一种症候。

  另外，非常有意思的是，以创造性的非虚构方式刺破这个时代核心焦虑的，竟大多是女性作家。更细致地观察的话，是一些通过高等教育和职业发展改变了自身命运的知识者，最终以她们命之所托的“文学”，刺破她们最切己的社会议题的女性作家。梁鸿、黄灯、易小荷，甚至卡罗林·佩雷斯，不都是如此？倒不是要在这里谈女性问题，而是女性天然地与社会中那些被遮蔽、被压抑、被损害的人群面临相同的结构处境。那些实现了结构性跃升的知识女性，一方面受益于知识，对于知识和语言怀有绝对的信任，同时有勇气去创造一种全新的语言流通形态；另一方面又能够敏锐地体察到社会中那些正在遭遇压抑而不得言说的人群之痛，她们天然对弱者更富有理解力和同理心，并愿意为之振臂一呼。

  从这个意义上来观察非虚构，它叠影的便不单单是经典的苏格拉底式的、公共领域的文化“广场”，理想的非虚构其实要更加现代，是始终在社会表达中拒绝板结化、结构化的语言“地带”，它带有逃逸性、游牧性，永远站在那些未被整合的弱势一方，永远能够保持着柔韧、开放、慈悲和正义，并对于人类的解放始终怀有愿景。

  只要现代人对“真”的热情追求还在，对于创造性的文化、语言的自由和不公的昭见仍能怀有向往，非虚构大概率还能在我们的社会中流行很长的时间。它将在变动着的环境之中，与更多的现代文类融合，产生更丰富的文化可能性，同时以文学为名，激发对于新的问题意识和价值观念的注意。

  当然，一些变化的趋势已经显现了。首先便是，作为手法技巧的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裂隙将会逐渐弥合，未来，可能有更多的融合了二者的文本，尽管它们可能伏身于各种各样的名目之下。梁鸿的《梁庄十年》，后来便吸收了大量的虚构笔法，作者甚至仍以梁庄为名写了《梁光正的光》《四象》等长篇小说；而《大湖消息》《致江东父老》等赢得了广泛赞誉的散文作品，也在有意无意地融合着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在一些社会纪实报道之中，时时能看到写意式的虚构笔法；甚至于，《消失的她》这种文化快消类悬疑电影，也在尽量地贴合现实中的社会事件。

  可以看到，社会之“真”如同深海之旋涡，在它周围，原来彼此分离的虚构和非虚构、娱乐与严肃、纪实与想象都搅动在一起了。毕竟，人们既对于板结化了认知之下的“真”、对于交际信息的顺流与透明充满渴求，又需要用细节的想象、梦幻中的抒情来营造诗意、激发情绪，既需要用理性的认知手段来认识世界，又对于全身心沉浸式的故事——这一古老的文化游戏无法抵抗。走过了80年代的虚构文学热，又经历了非虚构的爆发，单一的虚构或非虚构，都很难能带来更多的感动和震撼了，人们需要一种更为宏阔的、综合的文本，带来新的冲击。

  与之相关联的另一个变化是，非虚构也在从日渐逼仄的严肃文学向一种全新的大众文艺过渡，在创作、传播、媒介、语言、风格、话题、价值等每个方面全力拥抱大众社会。在社会阅读层面，其实很难有其它的文学门类能够像非虚构这样真正地进入到大众社会；而且，事实上，被阅读、讨论得更多的，其实并不是文学界奉上的非虚构作品，新兴的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针对民生话题、社会痛点做的长篇特稿，往往因为反应迅速、语言活泼、贴近民心民情而收获了更大的点击量。人们的日常文化生活似乎已离不开非虚构。据说，一个专做非虚构写作的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从发布第一篇非虚构的当天，就从零粉丝一步达到了超百万阅读。当我们打开微信，不是也时常看到《时尚先生》《智族GQ》《南方周末》或是“谷雨故事”做的非虚构栏目么？本身即具有文学民主化色彩的非虚构，在新媒介的推动下正在真正走入大众。

  在媒介变迁带来社会大众化转型的过程中，随文学与影视的深层次地融合，非虚构亦将迎来“触电”的契机。非虚构的影视化已经是欧美社会中的常态，在美国甚至创造过电影传奇，作为非虚构文体的开山之作，《冷血》被搬上大荧幕之后，曾提名过奥斯卡多项奖项。在中国，大小银幕也需要与人间、与社会最为贴近的非虚构，为之源源不断地提供好的叙事。据说，在中国作协与平遥国际电影展共同促成的从文学到影视的“迁徙计划”里，散文集都已经提上了改编议程，而《收获》杂志的“无边漫游计划”也在为由散文、诗歌改编的短片评奖。非虚构的银幕迁徙，或许已经在路上。

  无论是非虚构与虚构的交融汇合，还是它与媒介化大众社会的拥抱，非虚构必将迎来的是一个更宽广的世界，它将邂逅更丰富的可能。在日渐板结化的社会里，非虚构代表的是另外的奇迹，无法被文化传统收编，借助大众社会心灵的草灰蛇线而自由穿梭。如果我们还在想象自由，想象在人类生活中寄托着大众解放的希望，非虚构大约就能一直存在、流行，无论它是否还会承托着“非虚构”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