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小高和刚与《弹丸论破》中的生命政治

  “这种游戏的目标受众是那些能区分游戏和现实的玩家。我十分喜欢这种能呈现‘生命之轻’的游戏。”

  如果要评选谁是日本最让玩家又爱又恨的制作人/编剧，小高和刚也许未必夺魁，但绝对能高居排行榜上方。小高是一位涉足游戏、动画、漫画和电影多个领域的跨界创作者，代表作包括《弹丸论破》系列的游戏、动画和小说。他的作品很受受众欢迎，但他也时常由于在故事中以各种猎奇方式杀死受欢迎的角色，被玩家在网络上诅咒辱骂。

  小高的代表作《弹丸论破》是名副其实的“死亡游戏”[1]，游戏的故事发生在一所名为“希望峰学园”的学校里，十余名拥有“超高校级”才能的学生被困其中，并被一只名为“黑白熊”的机器熊强迫参加一场死亡游戏。游戏规则要求学生们必须互相残杀，并在有人被谋害后进行“学级裁判”。只有在学级裁判中找出真正的凶手，才能避免被处刑。最终，只有一个人能够存活并逃出学园。然而，小高和刚对自己的游戏有不同于他人的理解，在和同事兼好友打越钢太郎的对谈中，小高主张自己想做的是推理游戏，选择“死亡游戏”这个类型只是便宜之举。他认为死亡游戏中缺乏动机的杀戮，淡化了杀戮这个行为本身所附带的沉重负担。有动机的杀戮过于沉重，充满了负罪感；无动机的杀戮把生命的价值变得很“轻”——“纸片人”的生命是工具，以被杀死为代价承托推理游戏的逻辑前提。利用死亡游戏中的“生命之轻”，小高达成他的创作意愿：“在不好的东西中寻找真正美丽的东西”。换言之就是用工具性的自相残杀作注脚，来写作他热爱的悬疑推理。

  虽然小高更重视自己作品中推理悬疑的部分，但对于玩家而言，被小高视为工具的“死亡”确实感动也伤害了大家。作品自身也具有生命力，作品就像孩子一样，会跟着时间的推移而成长和发展。正如孩子会脱离父母、树木会超越土壤，制作人也没有能力和权力来决定玩家如何接受自己的游戏。《弹丸论破》系列毫无疑问地已经突破推理和解谜本身，充满了生命政治的隐喻。

  《弹丸论破》里的死亡游戏包含了经典“大逃杀”（Battle Royale）元素：自相残杀。除了这一范式的起源《大逃杀》，类似主题也广泛见于多种类型题材的文艺作品中，尤其以21世纪初为爆发期，包括小说和电影《大逃杀》、特摄电视剧《假面骑士：龙骑》、游戏《Fate/Stay Night》等。日本学者宇野常宽甚至把知名漫画和动画《死亡笔记》也划归到带有大逃杀思想的作品之列，认为大逃杀叙事的兴盛，契合了青少年群体意识从碇真嗣向夜神月的转化。碇真嗣这类的主角因为面对崩坏的社会感到茫然无措，进而选择自我封闭；夜神月式的角色则从一开始就对这个既不公平也非正义的社会表现出极大的攻击性。“夜神月”们把社会现状当作“不合理但无可奈何的客观存在”对待，试图以精英主义方式自上而下完成变革。对于“夜神月”们来说，没有规则本身也是规则，那意味着丛林法则，作为“新世界的神”生杀予夺的权力正是来自于此。

  回到《弹丸论破》，小高和刚在与打越钢太郎的对谈中也曾提及“大逃杀”的议题，二者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出现观点分歧：打越认为，“人类从出生开始，就已确定进入了大逃杀游戏。死亡游戏把人类最原始的欲望实体化。”小高则表示反对，他认为死亡游戏必须有观众和规则，婴儿出生之时则没有，并再次强调自己不想做死亡游戏，而是死亡游戏的设定适合推理。不难看出，二人对大逃杀的理解并不在同一个意义层面：小高在影视和游戏本体上讨论大逃杀的叙事范式；打越钢太郎则更形而上地表达大逃杀的社会隐喻。讽刺的是，小高言行之间的分裂，造就了荣格学说的大胜利——尽管一再声明自己的创作初心是推理而非死亡游戏，《弹丸论破》还是充满了大逃杀式隐喻。作品超出了作者的主观意愿，成为内心无意识投射的镜子。小高用死亡游戏的外壳，包裹了对人类社会的观察和批判，让《弹丸论破》系列不仅是一款优秀的推理游戏，也成为深刻的社会寓言。

  但我们不可以忽视的是，《弹丸论破》并非对经典大逃杀范式的简单复制。在典型的大逃杀游戏中，游戏空间会不断缩小，逼迫玩家互相竞争直到胜利者出现。然而希望峰学园并非如此，学生们所处的环境甚至能够说是世外桃源般的乌托邦，参与自相残杀的游戏，在逻辑上是损人不利己的行为。[2]可即使在不杀人也可以活着的情境下，自相残杀仍然不可避免地发生。究其原因，是黑白熊以主权权力的暴力性，将避难所转变为“例外状态”[3]的孤岛，同时也让世俗意义下应被法律保护的青少年学生变成“赤裸生命”（homo sacer）[4]。《弹丸论破》中死亡游戏的运行机制还内含了生命政治的侧面，得益于小高对推理要素的执着，游戏中的“学级裁判”环节融入了“狼人杀”的机制，为作品增添了独特的政治博弈内容。

  虽然都是通过制造例外状态来运作的游戏，狼人杀和大逃杀也有一些不同之处：在大逃杀中，参与者被迫进入一个没有法律和秩序的空间，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求生；狼人杀参与者虽然也面临着杀人和被杀的危险，但他们并不完全脱离法律和秩序。吴冠军把“狼人”描述为“界阈性怪物”，认为狼人“既具有说话能力，同时又制造‘无序’；既身处‘政治状态’，却又按照‘自然状态’的逻辑行事”。[5]简而言之，狼人既能用语言欺骗和影响其他人，也能用暴力杀人；既受到规则限制，也能通过你自己的利益和欲望来行动。这就造成了一种混乱和矛盾的状态：既有法律的存在，又有例外的发生。夜晚是狼人的种族天赋造就的例外状态，在黑夜保护下狼人的权力无法制约，超越了任何法律和道德的界限，是一种主权权力的极端表现。可到了白天，狼人就必须隐匿在好人阵营中，所有人可以投票决定处决一个人，主权权力回归到全体成员手中，也就是回归到民主的法律状态。

  《弹丸论破》由大逃杀和狼人杀两种游戏模式共同构成，前者是日常篇，后者则是学级裁判。日常篇看似爱与和平，但这是源于玩家操控的主角天然豁免于行凶而独有的特权[6]。对其他学生而言，日常篇的游戏时间就是凶杀案的谋划和实施时间，也就是阿甘本笔下“对每个人来说，其他每个人都是赤裸生命和神圣人，因此其他每个人都是狼人”[7]的时间。自相残杀是前法律的自然状态，学级裁判则是基于共同体同盟的话语政治。自然状态下的凶手运用体力和智力完成谋杀，话语政治中的学生们则通过话语进行斗争。学级裁判模拟法庭辩论，由黑白熊担任法官，学生们既是被告也是陪审团。玩家的任务是通过搜集证据和演绎推理，说服同场其他成员。游戏系统中“言刃”和“言弹”也正是对话语政治的隐喻：话语具有子弹和利刃一般的力量，既可拿来刺破伪装也可拿来中伤他人。如果真凶被找出，他将被黑白熊处刑；如果真凶没有被找出，所有其他学生都将被处刑，凶手则成为胜利者获得离开学园的权力。

  吊诡的是，“大逃杀”本身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悬置法律，死亡游戏成立的前提就是行凶者的罪行可以被豁免，试想如果死刑依然存在且游戏参与者在获胜后仍会被起诉故意杀人罪，饥饿游戏的参加者还会有动力投入竞争吗？《弹丸论破》里的凶手要经历一项其他死亡游戏没有的流程：在学级裁判中隐藏罪行并嫁祸他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杀戮却要用法庭来审判，这把黑白熊的法庭变成一场“非法之法”的闹剧——表面上看似合法，实际上却违反正义和人权，纯粹是用来维护黑白熊专制权力和压迫学生的工具。故而学级裁判的过程虽然遵照了法庭辩护流程，但它并不是真正的法治，而是一种对法律的嘲弄和滥用，并利用“best story wins”[8]的审判机制来实施投票杀人、讽刺民主主义。

  《弹丸论破》与标准狼人杀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凶手并非天生的狼人，而是在故事推进中不断失去人性后最终屈服于。在故事开始时学生们都还处于法律状态下，成长于法治社会的青少年对死亡游戏的第一反应都是拒斥，并为了拒绝自相残杀而达成共识——大家都不要杀人。与此同时黑白熊定下的游戏规则却是自相残杀至仅剩一人，在此基础上这个空间围绕同一目的形成了两套互斥的共识：为生存下去而认同/拒绝谋杀。在学级裁判上，以“是否支持行凶”为分界线，参与者划分为“认同大逃杀”和“否定大逃杀”二者。前者包括黑白熊和凶手，后者则是其他学生，且随着每一轮审判的推进，后者不断转化为前者，“爱与和平”的愿望不断被“竞争取胜”吞噬。

  总而言之，《弹丸论破》是狼人杀与大逃杀模式的交替：在日常篇学生们进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法律之外”空间，大逃杀游戏在此空间内得以进行；而随着死者出现、调查时间结束，学级裁判的开始又意味着“法律”重新生效，人能够最终靠“法律”制裁非人。[9]如果说狼人杀是人和非人之间的博弈，那《弹丸论破》则描绘了人向非人的转化：学生一旦认同了黑白熊的逻辑，加入到自相残杀的游戏中，人就成了狼人。在日常篇，非人的谋杀行为破坏了共同体规则；在进入学级裁判流程后，非人的凶手又会从赤裸生命的剥夺者转变为赤裸生命本身，因为共同体的票选被杀死。全员投票杀人既是民主权利的体现，也是一种死亡政治。换言之，凶手既与黑白熊合谋制造赤裸生命，也终将在黑白熊的规则下沦为赤裸生命。

  前文反复提到的黑白熊，是《弹丸论破》系列中的关键角色，自称希望之峰学园的“校长”，也是整个自相残杀游戏的执行者。它是一只黑白相间玩偶，白色侧是可爱的玩偶熊造型，黑色侧露出凶恶的眼神和獠牙。黑白熊的出场方式常充满超现实主义黑色幽默，伴随着诡谲的背景音乐唐突跳入画面中，用咧嘴狞笑的表情讲出挑战人伦法律的话语。它性格极其恶劣，喜欢挑拨离间、制造混乱，并以学生们的绝望为乐，经常用各种手段来激怒学生，促使他们自相残杀。黑白熊类似狼人杀里的“法官”，但却是一个“狼人化”的法官。它虽然是死亡游戏之外的审判者，却并不像狼人杀的法官一样处于中立位置，而是孜孜不倦地诱使“人”变成“狼”。如果说既能说话又嗜血的狼人、是一种“界阈性怪物”，那么黑白熊就是界阈性怪物的制造者。

  黑白熊掌握生杀大权，一方面依靠强大的武力（force）。例如，在《新弹丸论破V3》序章中，黑白熊把所有学生召集到体育场，宣布死亡游戏的规则，遭到了学生们的反抗。为了迫使他们服从，黑白熊召唤出高机动人型兵器“放浪铁金刚”，用暴力和威胁了反叛者。但正如吴冠军在文章中所说，智人仅凭自然性的武力只能处于自然界食物链的中端，是政治性的权力（power）让智人后代登上了食物链的顶端。黑白熊真正成为“校长”的原因，是对规则的操纵和隐瞒。故事中，学生们智取了“放浪铁金刚”的控制权，暂时打破了黑白熊的技术垄断。而黑白熊却通过对规则的控制，依旧凌驾于游戏之上。

  黑白熊对规则的控制，赋予了它对生命进行区分和控制的权力技术。它把自然生命（zoē）和政治生命（bios）分离后再连接，先把自然生命排除在法律的保护之外，使之成为赤裸生命，然后又把政治生命纳入到“法律”规范之中，使学生成为投票杀人的主体。这是一种生命政治的操弄，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荒诞虚无，而不是阿甘本、福柯和施密特等哲学家、法学家所论述的政治决策。黑白熊的“法律”并没有经过正常的法律程序或民主协商，而是单方面地强加给学生，并用威权反对意见。它的规则也不是为实现公共利益或正义，而是为满足江之岛盾子散播绝望的欲望。它先否定了人伦常理，又用反伦理的“法律”规范建立了虚伪的民主共同体，利用这个共同体来“合法”残害那些屈服于威压而沦为凶手的学生。

  简而言之，黑白熊在一个法律被悬置的世界里创造了新的“法律”，并利用封闭的学校这个极端特殊的空间，导致了例外状态，把学生们变成了赤裸生命。黑白熊暂停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创造了一个没有法律和秩序的空间，以此实现了只能存在于法律之外的杀人游戏，并用扭曲的“法律”对自然状态下的凶手进行审判。这种例外状态是一种急剧膨胀、无法制约、无法质疑的权力，是主权权力的极端表现。它无限放大了主权权力中的暴力性侧面，压抑了它的公共性价值。

  与话语政治和主权权力相连接的另一个命题，是病态结构下民主主义的失效。《新弹丸论破V3》的赤松枫之死是“话语政治”灾难的缩影：民主协商的话语政治有效运行的前提是公平、开放和诚实的话语环境，当话语被严格限制，民主协商就失去了力量。更糟糕的是，如果话语的规则被隐秘地操控扭曲，那话语政治可能导致的灾难就越发残忍可怕。在游戏最后一章的学级裁判中事实被揭露——赤松枫其实杀人未遂，是编剧的“化身”、游戏规则的维护者白银纺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自相残杀能够执行下去，代替赤松枫完成了谋杀。在这种情况下，共同体的“民主”投票因为结构性错误而犯下新的谋杀，也成为一场公开的私刑审判。《弹丸论破》用极端的方式展示了民主主义的悖论和危机：民主主义的本质是让人民拥有话语权和选择权，但如果权力和自由都被粉饰并控制，那民主主义就会变成一场的狂欢。

  在游戏流程中，黑白熊仔之一的黑白之介会突然爆发出无厘头的怒吼：“全都是民主主义的错”，营造出强烈的荒诞感。

  赤松枫冤死的结局虽然让诸多玩家愤怒，但也在为卷入自相残杀、互相伤害的人们开脱——错的不是他们，而是规则本身。即使赤松枫“消灭主谋”的计划漏洞百出，代表规则的“编剧”仍然会跳入到故事中替代她完成谋杀，迫使自相残杀的齿轮持续转动。政治哲学把狼人行凶的“夜晚”视为共同体秩序的例外状态，“白昼”是共同体秩序生效的法律状态。而游戏则隐喻揭露了“白昼”的残酷——即使在法律规则之内，你死我活的竞争仍然以变种形式控制着我们的生活。

  如果小高所言非虚：《弹丸论破》的灵感从一开始就为了用不那么严肃的方式对待谋杀，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一款推理游戏。那么我们大家可以说：《弹丸论破》的深刻社会寓言是一场美丽的巧合。小高对死亡工具性地使用，是他被玩家怨恨的重要原因：工具性的使用死亡，则生命是轻的；可与此同时，小高又擅长塑造性格鲜明、惹人喜欢的角色，故而对于玩家来说，角色生命是重的。轻与重之间的张力共同形塑了玩家游玩时的痛感体验，即爱的沉重被轻的死亡消解了意义，“重”渴望抵抗“轻”的瓦解。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新弹丸论破V3》发售后玩家的怒火——在系列最后一部作品中，小高借“编剧”白银纺之口主张：“《弹丸论破》是虚构的作品，你们不过是虚构的角色”，彻底否决了整个系列所有角色的“分量”。玩家歇斯底里地试图论证“希望峰学园确实存在过”，未必是虚实不分的精神错乱症，也是在轻如鸿毛的生命意义中寻找能让自己脚踏实地的“重量”。

  [1] 死亡游戏（Death Game）指一群人被困在一个特定的场所，被迫参加一系列的游戏或挑战，而失败者将会被处死。死亡游戏的题材在文学、电影、游戏等领域都很常见。

  [2] 在第一代游戏的故事中，希望峰学园78期超高校级学生（即第一代的主角们）自发把学校改造为与世隔绝的避难所，并在里面度过了一年快乐平静的时光，直到被洗脑失去记忆，重新收到黑白熊的入学通知；《新弹丸论破V3》里甚至直接表明学园内饮食等生活保障稳定供应，还有影音室、图书馆、琴房等文化娱乐设施。

  [3] “例外状态”是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政治哲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一种政治现象，指的是在某些紧急或危机的情况下，主权权力暂停或废除正常的法律秩序，创造一个没有法律和秩序的空间，把某些生命排除在法律的保护之外，使之成为“赤裸生命”。

  [4] “赤裸生命”是指被剥夺了政治和法律保护的生命，是纯粹的生物性存在。赤裸生命处于政治和自然之间的灰色地带，既不属于政治领域，也不属于自然领域。阿甘本认为，赤裸生命是现代政治权力的产物。在主权权力的逻辑下，主权者可以决定哪些生命值得保护，哪些生命可以被牺牲。在例外状态下，主权者可以暂停法律，将某些人置于赤裸生命的境地。关于“例外状态”和“赤裸生命”的更多解释，可以借鉴阿甘本的著作《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汪民安的文章《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面上的“赤裸生命”有何不同》、研讨会文章综述《阿甘本的例外状态、潜能性、赤裸生命等这些概念是怎么来的》，以及其他对阿甘本思想的解读。

  [5] 吴冠军.话语政治与死亡政治——“狼人杀”与政治哲学[J].南京社会科学,2018(03):44-51.

  [6] 《弹丸论破V3》第一章中改变了该设定，玩家操作的角色赤松枫在第一章的学级裁判中被判定为凶手，只是在游戏过程中利用文字游戏隐去了她的行凶过程。这引起了玩家群体间很大声量的反对，还可以被视为是以叙述诡计之名行主角欺诈之实。

  [7] 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吴冠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8] “best story wins”（最好的故事获胜）的说法通常用来描述法庭审判中的一种现象，即胜诉的一方往往是能够讲述最具说服力的故事的一方。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案件的事实真相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因素，而更重要的是谁能够将自己的故事更有效地呈现给法官或陪审团。

  [9] 这里提及的“法律”是学级裁判规则下被扭曲的法律，而不是常识中用于维护公共利益和自由人权的法律，故用“法律”加以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