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爱字通到哀字”

　　卞之琳的爱情哲理短诗之中，最为人传诵的，除那首“看风景”的《断章》，还有这首《鱼化石》。

　　《鱼化石》与《断章》一样，全诗也只有四句，却有丰富的内涵，也同属爱情诗，是为张充和而写的。性格极度内向的卞之琳，也许存心与读者捉迷藏，不好直接地表明真正心迹，只好在诗中顾左右而言他。

　　还幸，卞之琳在1978年出版的《雕虫纪历·自序》曾隐隐约约吐露了这段感情，使读者才可寻到他感情生活的一些蛛丝马迹：

　　在一般的儿女交往中有一个异乎寻常的初次结识，显然彼此有相通的“一点”。由于我的矜持，由于对方的洒脱，看来一纵即逝的这一点，我以为值得珍惜而只能任其消失的一颗朝露罢了。不料事隔三年多，我们彼此有缘重逢，就发现这竟是彼此无心或有意共同栽培的一粒种子，突然萌发，甚至含苞了。我开始做起了好梦，开始私下深切感受这方面的悲欢。隐隐中我又在希望中预感到无望，预感到这还是不会开花结果。仿佛作为雪泥鸿爪，留个纪念，就写了《无题》等这种诗。

　　其实，徐迟早在1943年，在《圆宝盒的神话》一文中便指出，“……献给一个安徽女郎的《鱼化石》，这一片《鱼化石》中的怀抱着并且照出了令世界各时代的恋。”

　　卞之琳虽然精通中西文化，著述等身，但却拙于口才，寻常讲话讷讷而结巴，很不伶俐，加上内向性格，使他在感情上吃尽苦头。

　　正如张充和所说的，卞之琳是一个极不开朗极为内向的人，是一个不善于、也不敢于表达自己感情的人。唯一的途径，只有诉诸文字和诗篇。

　　对卞之琳的倾情，我相信张充和女士不是全无所知的。张女士在答复苏炜询问时说道：“他后来出的书，《十年诗草》、《装饰集》什么的，让我给题写书名，我是给他写了；他自己的诗，让我给他抄写，我也写了。可是我也给所有人写呀！我和他之间，实在没有过一点儿浪漫。他诗里面的那些浪漫爱情，完全是诗人自己的想象，所以我说，是无中生有的爱情。”

　　溯自1937年，卞之琳客居澄州雁荡山大悲阁寺，特地编选了他的近作，题为《装饰集》，注明“献给张充和”的，这已间接表达了浓浓的情谊了，张充和不可能感觉不到。这本诗集原来打算由戴望舒的新诗出版社出版，不果，后来编入《十年诗草》，也是由张充和题的书名。

　　卞之琳为了表达对张充和的深款情谊，自己曾把《装饰集》抄录一遍，准备把这手抄本送给张充和，但最终也没送出去。

　　问题是卞之琳从未向张充和直接表达过爱意。如果他学习当年沈从文追求张充和的三姐张兆和的死劲──他深埋在地下单恋的种子，说不定有破土的机会。当年沈从文天天给学生张兆和写情信，张不胜其扰，把情信交给北大校长胡适处理。后来沈从文转到别的大学任教，仍然死心不息地给张兆和写情信不辍，终于打动美人芳心。

　　无疑，沈从文是情关的一员闯将，卞之琳缺乏的恰恰是这份胆识，不免遗恨绵绵。

　　“……然而这个大院中，却又迁来一个寄居者，一个从爱情得失中产生灵感的人，住在那个善于唱歌吹笛的聪敏女孩子原来所住的小房中，想从窗口间一霎微光，或者书本中一点偶然留下的花朵微香，以及一个消失在时间后业已多日的微笑影子，返回过去，稳定目前，创造未来或在绝望对孤寂中，用少量精美的文字，来排比个人梦的形式与联想的微妙发展……。”

　　晚年的张充和也曾说道：“那时候，在沈从文家进出的有很多朋友，章靳以和巴金那时正编文学季刊，我们一堆年轻人玩在一起。他(指：卞之琳)并不跟大家一起玩的，人很不开朗，甚至是很孤僻的。可是，就是拚命给我写信，写了很多信。”

　　换言之，这是卞之琳一厢情愿的单恋，旷日持久，整整维持了一甲子。打从1933年秋在沈从文家邂逅在北大读书的才女张充和开始，卞之琳便为她的丰仪所倾倒，此后，牵魂梦绕，一发不可收拾。

　　原来被闻一多称赞不写爱情诗的卞之琳，改变了初衷，为张充和写下大量驰名的、爱情题材的诗篇，如他的代表作《断章》、《鱼化石》、《无题》等诗篇。

　　卞之琳的苦恋与时俱增，一层一层地积淀在他的心底，他的情诗原是地下感情溶岩的喷发，所以字字珠玑，行行深情。诗人这份深情虽蘸满心中流淌如泻的泪痕，却刻意令人深沉莫测。这也是他自况自喻的“古代人的感情”：“古代人的感情像流水，／积下了层迭的悲哀”（《水成岩》），而时间“磨透于忍耐”，“回顾”时还挂着“宿泪”（《白螺壳》）。

　　卞之琳有点守株待兔式地枯候“吹笛聪敏女孩子”的眷顾，再没有结识其他异性朋友，直到张充和1948年与汉学家傅汉思在北平结婚。七年后，1955年他才与后来的夫人青林结婚。

　　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刚开放，我便收到一篇散文稿，是由北京三联书店总经理范用转给我。文章是给《海洋文艺》的，我当时在该杂志任事。当我收到这篇文章时，怔忡老半天，因为整篇文章的笔迹是老诗人卞之琳的，作者的署名却是张充和。

　　后来我在北京见到卞之琳，特地就此事探询过他。他腼腆地说：“因为我要保留她的手稿！”

　　那是个还没有复印机的年代。仅仅是为了保留她的手稿，年逾七十的诗人花了不少力气，用硬笔一笔一划地誊抄了这篇稿。这篇稿比起诗人自己写的稿更工整清晰、更用心。

　　卞之琳逝世后，卞之琳的女儿青乔将其父于1937年为张充和手抄的一卷《装饰集》以及一册《音尘集》、一卷张充和手抄的《数行卷》，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

　　《数行卷》（七首诗）是张充和以毛笔蘸银粉、用秀丽小楷写的，卞之琳把这手抄本一直随身携带，直到他离世，可见对其真爱。

　　以苦恋的长跑者姿态出现的卞之琳，最终的结局，他在自己所写的《白螺壳》已预见到了：

　　好一句“从爱字通到哀字”!至于是否“出脱空华不就成”那样的洒脱，相信这只是卞之琳故作轻松的哀鸣而已。

　　也许心思纤细的女儿，深谙父亲可昭日月的一片苦心，所以她把卞之琳单恋私下的“定情之物”，让文学馆去珍藏，不让散失。

　　不管怎样，这段从来没绽过芽、开过花、更没有结过果的感情，长年在诗人心中激荡起巨大的波澜，发酵并酝酿成了醰然醇厚、流传不衰的诗篇，造就了一代大诗人。

　　这封信写于1979年，信中提到卞之琳的美国之行（如左图，划线部分）。对于是否成行，卞之琳在字里行间，似乎很轻松，其实不然。

　　卞之琳于1980年9月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翻译中心的邀请，访问了美国东西岸十多个城市及大学。其间也去耶鲁大学探访了张充和，相信这是卞之琳赴美公务之外最大的心愿。现任香港城市大学郑培凯教授(当时在纽约约克大学任教)告诉我，卞之琳生性内向，要他陪同一道去见张充和，但见面时卞之琳却颇为紧张，讷讷咻咻，还是说不上多少话。 （彦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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