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1979年第4期的《诗刊》杂志发表了舒婷的诗歌《致橡树》，使这位年轻的女诗人迅速声名鹊起，全国瞩目。“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纯的歌曲”，“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借助这首诗歌，诗人表达了新时期新一代女性的理想爱情观，它既是深情的爱情宣言，也是女性独立人格的宣告。40年间，这首当代诗歌中著名的爱情诗，被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传颂，几乎成为他们心目中的爱情箴言。

  舒婷生于福建漳州龙海市石码镇，原名龚佩瑜。20世纪50年代中期，母亲带着她和兄妹三人从漳州来到厦门，分别住在祖母和外祖母家里。舒婷从小随母亲在外祖母家长大，外祖父和外祖母给了她最初的文学启蒙。1969年，初中还没毕业的舒婷下乡插队，在知青生活中开始了诗歌创作。不久，她的诗歌就因清丽的风格、敏感的诗思、复杂细致的情感等鲜明的个人特点在知青中流传开来。这些诗还被当时的知青谱成吉他曲，可舒婷不敢说是自己写的。有时候，她写好的诗随手放在桌子上，被其他人看到了，她只能说那是摘抄的外国诗歌。1972年舒婷返城，在流水线上当工人，但枯燥的工作并没有湮没她的诗情，她仍然继续着诗歌创作。她的诗最早发表在福州市马尾区文化站主办的油印刊物《兰花圃》上，其后，福建本土的许多刊物都刊登了舒婷的诗歌，如《榕树》《映山红》《榕花》等，她的诗歌首先在福建省内迅速传播开来。

  在诗歌的道路上，舒婷得到了诗坛前辈、同是福建人的著名诗人蔡其矫的指引。香港作家陶然曾写过一篇散文《师妹舒婷》，回忆与舒婷一起跟随蔡其矫学习的经过：“起初是厦门诗人黄碧沛把她介绍给诗人蔡其矫，蔡其矫很欣赏，介绍许多名著名诗作给她参考。那时蔡其矫也把她介绍给我认识，因为她以蔡老师学生自居，而我也是。于是她称我‘师兄’，我称她‘师妹’，并没有正式拜过师。”

  而《致橡树》的诞生，也与蔡其矫有关。舒婷在其散文《都是木棉惹的祸》中记述了这首名作产生的原委：“1977年3月，我陪蔡其矫先生在鼓浪屿散步，话题散漫。爱情题材不仅是其矫老师诗歌作品的瑰宝，也是他生活中的一笔重彩，对此，他襟怀坦白从不讳言。那天他感叹着：他邂逅过的美女多数头脑简单，而才女往往长得不尽如人意，纵然有那既美丽又聪明的女性，必定是泼辣精明的女强人，望而生畏。年轻的我气盛，与他争执不休。天下男人（不是乌鸦）都一样，要求着女人外貌、智慧和性格的完美，认为自身有取舍受用的权利。其实女人也有自己的选择标准和更深切的失望。当天夜里两点，一口气写完《橡树》，次日送行，将匆就的草稿给了其矫老师。他带到北京，给艾青看。”艾青读了这首诗后很是欣赏。据说艾青从来不抄别人的诗，但他竟把这首诗抄在了本子上。诗的题目也在艾青的建议下由《橡树》改成了《致橡树》。

  《致橡树》真正公开发表要等到两年以后。1979年，当时全国最为权威的诗歌刊物《诗刊》在第4期上将《致橡树》作为《爱情诗（九首）》之一刊登。1980年前后，正值当代诗歌的“黄金时代”，人民群众读诗、写诗的热情迎来前所未有的高潮。作为官方权威诗歌刊物的《诗刊》，高峰时发行量多达54万册。借助《诗刊》这一水准高、发行广的平台，《致橡树》在刊发后轰动一时，广为传颂。《致橡树》在《诗刊》发表后，舒婷的父亲也很高兴，时值舒婷生日，便送给女儿一支钢笔，并在钢笔上刻了字：纪念瑜儿生日暨题名诗刊。关于钢笔，另有一则舒婷在散文《笔下囚投诉》中自述的趣事：她曾有一首诗《致大海》，是用圆珠笔誊写出来的，但是“字迹肥头胖脑，市侩气十足，真是恶心。从此恨极圆珠笔”。诗人因此“魂不守舍”，她的老姨妈便将自己的一支老式派克笔赠给她。这是一支价格昂贵的笔，因为笔尖含有黄金。“那时的我全无价值观念，只知道那金笔尖一试，果然倾城倾国。”舒婷就是用这支老式派克金笔完成了《致橡树》的写作。

  “舒婷发现并展示了今天男女之间为共同理想、共同事业志同道合去奋斗的新型爱情，她赋予‘坚贞’崭新的意义”

  《致橡树》既是深情的爱情宣言，也是女性独立人格的宣告。“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这个“我”不是攀附的、依靠的，不是中国古代传统爱情中的“君当如磐石，妾身如蒲草”。“我”更是反对女性在爱情里的曲意逢迎和绝对奉献，“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纯的歌曲；/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而是提倡爱情中的独立个性和人格，“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要求以平等的姿态沟通，作为彼此的心灵慰藉和灵魂伴侣，“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因为有着独立的人格和追求，作为女性的“木棉”和作为男性的“橡树”生长出各自的精彩，“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那么，如此独立的木棉和橡树，他们之间的爱情依靠什么来维系，是否牢固呢？在全诗的最后，舒婷解答了这个疑惑：“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建立在同甘共苦、休戚与共基础上的相互理解和支持，才是舒婷笔下坚贞不移的理想爱情。

  《致橡树》发表以后，当时的评论家们将它所歌颂的爱情与大的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刘登翰写道：“诚然，在许多爱情和婚姻都遭到污染的十年浩劫之后，这种独立平等的相互尊重和支持的爱情的观念和追求是不同凡响的；但是，这首诗更广阔的寓意还在于作者透过橡树和木棉这两个饱和着主观情感的客体形象，表达了她对人与人之间关系准则的一种认识和追求。人也必须是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彼此尊重又相互支持的。同样也可以把这当作作者对艺术的一种理解：任何一个有作为的文学家、艺术家，都必须独立地表现出他‘自己’，他的思考，他的个性，他的独创。首先是作为一株独立的树——哪怕是一棵很小的树，然后才有可能进入文学艺术之林，为之增添风采。”陈良运则称之为“一首有强烈时代感的爱情诗”，认为“舒婷发现并展示了今天男女之间为共同理想、共同事业志同道合去奋斗的新型爱情，她赋予‘坚贞’崭新的意义”。石河将《致橡树》作为“粉碎‘’以后的爱情诗”的代表，认为它“反映了一代青年面对爱情和婚姻被污染的抗争和独立人格的觉醒”。

  在后来的文学史上，也有论者赋予了《致橡树》更深层的内涵。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洪子诚认为，“她的诗‘复活’了中国新诗中表达个人情感的那一线索……中国当代读者久违了的温情的人性情感在她的诗中回归……这一写作路线，使她的诗从整体上表现了对个性价值的尊重。”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写道：“这样一种对情爱关系中个性与自我的维护，是在反叛传统伦理和道德理性的同时确认自己新的理想与追求：在‘文革’刚过去的时候，这种看上去很抒情的个性表达实际上也是正在萌发中的‘现代反抗意识’的显现。历史的苦难遭遇使这一代年轻诗人无法轻易认同来自他人的‘理想’和‘道德’，他们的自我意识生成于个人的体验和思考中，当一切都从个体生存中剥离之后，他们唯有依持自我的独立意志，才能走向精神的新生。”

  当然，对于广大普通读者而言，男女情爱仍然是《致橡树》的主题。在《致橡树》最流行的20世纪80年代，《致橡树》里以“木棉”形象出现的女性既独立坚强又不乏柔美，成为新时代女性的自我期许，而“橡树”一般的男子更是被广大女性当作择偶标准。舒婷自述道：“这首诗（《致橡树》）流传开来，不断碰到那些才貌双全的女孩子，向我投诉没有橡树。”舒婷隐约地表达了一点不满：这些女孩子虽然读了《致橡树》，却没有领会“木棉”的精神，精神上仍然寻求、依赖伟岸强壮的“男子汉”的保护，因此，她又写了《神女峰》作为补充。据孙绍振所言，“神女峰”的传说有两种来源，一是主动献身于楚怀王的巫山神女，二是在悬崖上等待丈夫、久而化作石头的民间。在这首诗里，诗人对象征着女性忠贞、执着的神女峰质疑道：“美丽的梦留下美丽的忧伤/人间天上，代代相传/但是，心/真能变成石头吗”，以此批评男权中心主义话语对女性的戕害，由此提出“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进一步呼吁女性走出传统的爱情道德观念束缚，追求真正的爱情和生命。然而，《神女峰》在读者中的反响远不如《致橡树》。

  《致橡树》1982年被编入舒婷的第一本诗集《双桅船》，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致橡树》发表后，舒婷成为全国闻名的青年诗人，在《鸭绿江》杂志举办的“一九八零年最受欢迎的诗歌”的民意测验中，舒婷在青年诗人中得票第二，但争议也随之而来。1979年，《兰花圃》开展对舒婷诗歌创作长达半年之久的讨论，影响颇大。同年6月到12月，《厦门日报》也针对舒婷的诗歌开展了一系列讨论，但讨论多以批判为主，有时候甚至是一整版一整版的批判声音。而最为著名的争论，是《福建文艺》所组织的将近两年的讨论。

  据孙绍振回忆，“当初知道《福建文艺》要讨论舒婷诗歌时，大部分的人，包括舒婷自己都以为刊物是要批判她”。在得知舒婷心存芥蒂以后，时任《福建文艺》批评部主任的魏世英和评论组分工抓舒婷讨论的蔡海滨一起到厦门拜访舒婷。在厦门期间，两人拜访了厦门文学界的一些朋友，许多人认为舒婷的诗歌没有价值。两人也组织了与厦门大学等学校青年学生的座谈会，年轻的同学们却热烈地支持舒婷，肯定其创作，甚至能背诵舒婷诗歌中的句子。两种对立的态度更加使得魏世英和蔡海滨感到了进行讨论的必要性，认定“这一炮会打响”。

  在随后的会面中，编辑们的诚意打动了舒婷，征得舒婷本人同意后，讨论随即展开。1980年1月，福建省作协与《福建文艺》举办了一次文艺界50多人参加的诗歌创作座谈会，与会人员来自全国各地，舒婷本人也出席。据谢春池回忆，“会议一共开了五天，双方舌枪唇战，前所未有的激烈……记得王者成慷慨激昂地站起来，手拿数页讲稿，一口气质问了几十个为什么”。随后，《福建文艺》正式推出专栏“关于新诗创作问题的讨论”，讨论从1980年第2期真正开始，结束于1981年第10期，发表了49余篇文章。

  这场讨论涉及舒婷诗歌创作的方方面面。首先是诗歌的主题之争。主题论争的背后，是在创作和评论中怎么样看待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问题。其二是对舒婷诗歌美学风格的探讨。支持一方认为“朦胧”正是一种风格和美学特色，“看不懂”的偏见会跟着时间而消失，群众也应该适时提高鉴赏能力；反对一方则认为舒婷诗歌晦涩难懂，意象支离破碎，不能成为新的追求目标。其三是学习借鉴外国诗歌与民族化大众化的关系问题。支持者鼓励舒婷大胆向西方学习，突破古典诗歌的局限；反对者则认为新诗应该立足于本国传统，应该多向古典诗歌和民歌学习。其四是新诗的传统之争。支持的意见认为舒婷的诗歌继承了把“人”放在第一位的五四传统；反对方则认为新诗应当继承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传统。

  1980年，《诗刊》邀请舒婷赴京参加第一届“青春诗会”。在10月号的“青春诗会”专号上，舒婷共发表了三首诗作，《暴风过去之后》《土地情诗》和《赠别》。加上之前已发表的四首，舒婷在两年时间内先后在《诗刊》发表七首作品，标志着主流诗坛对她的认可，她也是“朦胧诗”诗人中较早被主流诗坛所接纳的一位。同时，舒婷的出现，还打破了男性诗人在诗坛一统江山的局面，如吴思敬所说，“1979到1980年之交，舒婷的出现像一只燕子，预示着女性诗歌春天的到来”。

  真正意义上让《致橡树》成为“国民”爱情诗的，是语文教科书的收录。《致橡树》曾两次入选全国范围通用的人教版高中语文教科书。第一次是在1990年，《致橡树》与流沙河的《就是那一只蟋蟀》组成“中国当代新诗两首”，这套教材一直使用到1997年。1997年版的人教版教科书中没有选《致橡树》，而是选入了舒婷的另一首诗歌《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6年之后，《致橡树》在2003年版的教材中再次入选。

  《致橡树》的两次入选，都与时代的强烈要求有关。1990年的教材编选中，删除了一些时政类的文章，特别强调“增添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的新课文”，《致橡树》正在此列。2003年的教材编写，特别强调思维的多元、开放和对学生实际生活的贴近，也强调对人性的关注和人文性的回归，除了《致橡树》外，还增加了另外一首爱情诗，郑愁予的《错误》。时隔十余年的这两次入选，虽然是同一首《致橡树》，却因不同的时代背景、教学目标，被赋予了不同的使命。

  1990年版的高中教科书，服务于1990年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修订版）》，大纲对于语文学科的定位是：“语文是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语文学科是学习各门学科的基础。”因此，语文教学追求实用和效果，具体到《致橡树》，是希望带给学生关于诗歌基础性的知识和能力，比如诗歌的语言特色、字词、结构和修辞。

  在诗歌主题上，1990年版的“自读提示”中写道：“《致橡树》通过象征的手法，用内心独白的方式，表达了一种富有时代气息的爱情观的追求……由于象征手法的运用，对于全诗所礼赞的爱情关系，我们不妨能够理解为现代女性的自我完善，也不妨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教师教学用书中进一步写道：“第一层是诗人宣告一篇战斗书，宣告自己不愿为男性的附庸……表现诗人对旧的观念、旧的伦理的强烈否定和坚决反叛……这义无反顾的决心，似一声惊天动地的呐喊……是反抗、是挣脱、是战斗，诗人以一个斗士的面貌出现。”显而易见，1990版的教科书试图强调和提炼《致橡树》中无畏、顽强的反抗精神，而原有的爱情主题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了。

  2003年，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重新给语文课程做定位——“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在2003版教科书里，对于《致橡树》的教学转为关注文本的情感性、人文性，也尊重学生的个性化解读。这一版的教师教学用书这样解读《致橡树》：“作者以橡树和木棉两种高大壮美的乔木象征男性美和女性美，用他们比邻而居、并肩站立的形象来象征男女之间的理想爱情。诗人通过‘木棉树’的自白，表达了一种独立平等、互依互助、坚贞热烈，既尊重对方存在，又珍视自身价值的崭新的爱情观。”显然，《致橡树》摆脱了作为语文教学样本的工具化命运，更看重学生的文学感觉和人文素养的提升，在思想上不再刻意“拔高”，强调反抗精神，在主题上也不再刻意“回避”，而是重新回归了爱情主题。

  除了全国性的人教版教材，北师大版、华东师大版、鲁人版、沪教版、苏教版等多个版本的高中语文教科书也都先后收录过《致橡树》。于是，数以千万计知慕少艾的花季少年读到了《致橡树》。他们正处在十六七岁情窦初开的年纪，而家庭和学校对他们萌动的少年心事采取的往往是“严防死守”的态度，《致橡树》是他们可以光明正大读到的为数不多的爱情文本。于是，《致橡树》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他们的爱情宣言、爱情教科书，进而影响了他们的爱情观。在网络上，许多人表示，“《致橡树》是我读到的第一首爱情诗”“《致橡树》影响了我的一生”。舒婷曾戏谑道：“至今，只要有人老话重提，说起当年的爱情史与《致橡树》有关，我赶紧追问：‘婚姻还美满吧？’好像必须由我承担媒人职责似的那么紧张。”

  《致橡树》发表后，“舒婷”这一个名字就几乎与“致橡树”等同了。无论走到哪里，只要介绍舒婷，主持人就会说：这就是写《致橡树》的舒婷。然而，舒婷并不认为《致橡树》是自己最好的诗。据诗人自己讲，在很多诗歌朗诵会上，参加的人会强烈要求她朗诵这首诗。

  有了《致橡树》，橡树和木棉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模范情侣”，可是舒婷却讲述了一个悲伤的故事：“木棉在南方是旺族，分布很广，不记得是哪个城市还选了她做‘市树’。用‘她’字称呼，是我的感觉，仿佛木棉花有几分女性化吧？早春二月，红硕的花托饱满多汁，每阵风过，落花‘噗’下，溅红一地，真像呕心沥血的沉重叹息呀。……我与橡树一见钟情，是在日本电影《狐狸的故事》里。……在这部对狐狸追踪十年的纪录片里，背景有棵老橡树，独立旷野高坡，沧桑于蓝天白云之下。夏天绿荫匝地，冬日风雪之中枝柯刚阿，盛衰均是铁一样的沉默。1979年才在杭州植物园亲睹橡树，病歪歪的，与想象相去甚远。……每年有多少语文教师，跟孩子们讨论橡树和木棉。有没有人意识到木棉在南方，橡树却生长在朔雪之乡？事实上，它们永远不可能终生相依。”

  舒婷还讲了另外一件“梦想无法照进现实”的事：“鼓浪屿区宣传部长挂电话来，问可以不可以在鼓浪屿择块风水宝地，种一棵橡树，再矗一块《致橡树》的诗碑。我回答他：橡树在南方不容易成活，假使能生根，一定没精打采百无聊赖。橡树要长到可以托付终身的模样，需要好多年，至少我和部长都看不到了。又提，那么找一棵像样的木棉如何？这几年兴旅游热，凡是游人茂密的地方，都清场给棕榈、蒲葵和槟榔类热带植物。木棉在鼓浪屿倒是四处可见，却都护在人家院里屋外，不在公共场所。谁愿意让游客整天在自家门内门外进进出出？我趁机向部长告状：鼓浪屿导游图上标着我家地址，侵犯我的隐私权。平日里，尤其国庆长假，按图索骥公然闯进院子拍照者有之，大清早叩门扰人清梦者有之，称‘要赶飞机，因此起早打扰……’部长诺诺。诗碑作罢。”

  但是，即便是作者自身有意识的解构，似乎也难以撼动《致橡树》在读者心目中的位置。舒婷说，她家的地址虽从鼓浪屿导游图上消失了，但仍常常听见导游领着一帮游客在巷口说《致橡树》。虽然这令诗人颇为苦恼，却也从侧面证明了《致橡树》的经典性。《致橡树》所塑造的温柔、独立而坚韧的女性形象，所吟诵的相互尊重又矢志不渝的爱情，慢慢的变成了几代人所珍惜、珍藏、珍重的青春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