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地描摹时代的情感底色

  中国文学素有“文以载道”的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皆是中国历代文人的自觉追求。作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家国情怀”也从未在当代文学作品中缺席。“家国同构”与“家国一体”是家国情怀亘古不变的基本内涵，但其表现形式却是流动的，有着多元的、复杂的面向。对于当代作家而言，他们的作品必然要带上各自所处的时代或深或浅的印迹。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变动不居的社会情态，无不在七十年的当代文学中得到呼应与书写。可以说，当代文学七十年，也是家国情怀不断深化与扩展、内涵与表达从单一走向多元的七十年。

  新中国成立初，《祖国颂》《投入火热的斗争》与《青春之歌》所体现的宏大家国情怀，成了这一段时期文学书写的出发点和最后的归宿。图为电影《青春之歌》(1959年)海报。资料图片

  《大江东去》展现了个体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里和国家共进退的豪迈与壮阔，由此建构属于新时代文学作品独有的家国情怀。图为由该作品改编成的电视剧《大江大河》剧照。资料图片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蓬勃朝气与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在阮章竞、田间、郭小川与贺敬之等人的诗歌创作中得到极致的彰显，彰显出这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有着昂扬的青春气息，可以视为五四传统在当代文学的延续，但在气质上迥异于《莎菲女士的日记》或《沉沦》等现代文学作品。知识分子的痛苦与犹疑在《青春之歌》中几乎消隐，取而代之的是对精神解放的认真追求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总是以一种“史诗性”的面目出现。柳青的《创业史》与梁斌的《红旗谱》概不例外。在某一些程度上，这些史诗色彩浓郁的作品，是对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的时代氛围的呼应，也是对家国前途充满坚定信念与热情憧憬的文学化宣示。换言之，这是一个自觉地把个人诉求委身于国家前途的文学时代，《祖国颂》《投入火热的斗争》与《青春之歌》所体现的宏大家国情怀，成了这一段时期文学书写的出发点和最后的归宿，也是当代文学七十年所呈现的第一个面向。

  同时，必须要格外注意的是，《青春之歌》中的个体解放与人性觉醒具备了更多的现代性，它依稀开启了“现代中国”的文学想象。新中国的成立，文学也必然要相应地从过度宏大的家国叙事，转向重视国家的每个个体的现代生命体验。唯有个体的现代性实现，才有现代中国的成型。

  改革开放是另一个伟大时代的开启，也是当代文学一个新的起点。对民族精神的眷恋与对家国前途的忧思重新迸发，化作“归来者”笔下一行行鲜活的文字和一个个生动可感的人物。作家们成了普通民众个体情绪与家国思虑的代笔人，受到社会的高度青睐。他们内心蕴含的崇高感与家国使命感再次被激发，纷纷以极大的激情与勇气去直面现实人生、干预真实的生活。前三十年过度宏大的国家叙事造成的个体压抑与精神“伤痕”需要作家们去抚慰，也促使他们再次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日常生活与非英雄式的普通人物，譬如舒婷的《双桅船》《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和顾城的《一代人》。新崛起的诗人们在反思历史的同时，虽然也延续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患意识，但其视角开始更多地转向个体化的生命体验。当代文学家国情怀的面向由此开始走向多元，“人”又一次出现在家国同构体系的重要位置。“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等新的文学现象无不建构在“人”的意义复苏之上，宏大的国家叙事逐渐与幽微的个人体验靠拢并置。

  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浪潮席卷全国，当代文学从“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过渡到“改革文学”，也就成为一种必然。作家们带着一种神圣的使命感热情地回应着改革大潮，但他们的着眼点显然已发生了转移。如果说《乔厂长上任记》还在着力塑造一个国家英雄式的人物，《陈奂生上城》《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已不再迷恋或满足于英雄的塑造，而把改革精神更多地附着于普通个体，去表达他们在时代之中的日常生活与情态变迁。在人、家、国三位一体的价值结构中，人的价值得到进一步强化，这当然是当代文学与所处时代的一种良性互动，也是其家国情怀应该有的第二个面向，并持续至今。

  随着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开放的大门越打越开，西方现代文化与思想进入中国变得快速而便捷，直接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和探索戏剧的萌发。先锋文学和探索戏剧更强调个体的舒展与极度个性化的表达，试图打破之前三十年累积的过度宏大的家国叙事对个体经验的压抑。它们不标榜家国情怀，也并非摈弃家国情怀，而是从最细微的个体体验入手，提供另外一个思考个体与家国关系的维度。

  当然，一直更新并迅速失宠的西方现代文化思潮的进入，有时候也会让中国作家们应接不暇而变得茫然，以王蒙、韩少功、阿城等为代表的作家干脆返身，到悠久传统中国寻求寄托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路径。“寻根文学”的兴起，意味着当代文学的民族审美自觉的开启。与现代文学主要以揭露与批判民间传统文化的基调不同，这些作家的作品，在强调现代意识渗透的同时，也开始有意识地追求民族化的审美方式，着力表现独特的民族文化表征。

  正如陈思和教授所言：“文化寻根派作家们对于民间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认同或反省，都投射在他们那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特别富于想象力的艺术风格中。”阿城的“三王”系列、韩少功的《爸爸爸》等作品，都在试图从民间与乡土的关怀中，寻求民间传统文化的病症与潜在的顽强生命力。这直接影响到后来者莫言基于民间立场讲述家国故事的一系列小说作品。在此阶段，当代文学更多地走向民间与乡土，与海外华人文学的故土书写一起，展现出另外一个不该被遮蔽的维度，可视为当代文学七十年家国情怀的第三个面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形态的转型急速向前，改革开放的大潮总是在瞬息之间改变所有的领域的存在方式，以致个体的生命体验也从原先被规约化的、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状态变得零碎而尖锐。商品社会的来临，使民众的焦点从精神层面迅速转向了物质层面。与此相呼应的，是直接促成当代文学从精英化叙事转向对个人生存空间的理解与表达。但是，当代文学的家国情怀并没有也不会就此消隐，只是变得更多元而复杂，也更加去关注国家发展过程中个体的现代性问题。

  当代文学家国情怀的三个面向开始交融并呈，既有以王安忆的《长恨歌》，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秦腔》《山本》为代表的民间叙事，也有以二月河的“帝王系列”为代表的国家叙事，更有关注个体生命体验与成长的年轻一代作家的个体叙事。新一代作家阿耐的《大江东去》是一个典型的范例。这部作品所展现的青春气息，是个体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里和国家共进退的豪迈与壮阔，由此建构属于新时代文学作品独有的家国情怀。《大江东去》在被改编成电视剧《大江大河》之后，即便失去了原著的部分深刻性，也依然迅速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共鸣。以人、家、国三位一体同构的现代价值体系，在这个时代获得了普遍的认同与表达，是当代文学在家国情怀的书写层面独特的成就。

  现代中国的建构依然是进行时，当代文学也不例外。家国情怀的文学表达在这个时代非但不会消隐，反而会更加饱满。面对更加急遽的社会形态变迁和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国文学的当代书写者们，依然需要立足民族文化的根基，根据不同的生命体验与擅长的表达路径，去描摹此时中国的情感底色，直面更为复杂多元的问题，与这个伟大的时代同呼吸、共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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