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江红》编剧陈宇：“我们想描摹好‘每个人’追求极致”

  在刚过去的春节档中，《满江红》拔得头筹，截至2月14日，票房突破43亿，创造中国影史票房第七佳绩。

  一座大院，一昼夜，一首词，影片在高度压缩的时间与空间中，层层反转，最终呈现出一种极致的英雄主义与浪漫色彩，宏大的历史精神被成功解构，家国情怀自每个鲜活的小人物处，润物细无声深入人心。

  这是该影片原创剧本作者兼编剧陈宇第三度与张艺谋合作，在《坚如磐石》与《狙击手》后，陈宇延续自己的个人审美追求与创作方法论，并在《满江红》中进行了更丰富的实验性尝试。

  近期，我们邀请了陈宇，倾听他同我们讲述他与张艺谋导演的合作碰撞，揭开《满江红》的诞生过程，也围绕他的创作心得，一同探讨电影的美学表达。

  《满江红》是编剧陈宇在《坚如磐石》《狙击手》外与张艺谋合作的第三部作品。很多人将陈宇称为“学者型编剧”，在影视创作之外，他任教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影视创作相关理论课程，也有自己的审美追求。

  《狙击手》与大众见面时，很多观众就很喜欢影片的叙事表达方式，张艺谋在陈宇创作剧本前提了三点，“第一，要讲述抗美援朝；第二，不要宏大叙事；第三，发挥你的长处，强化叙事的魅力。”最终，《狙击手》实际做到了以小见大，以平凡见深刻。没多么宏大的战争场面，却瞄准局部，聚焦个体的经历，以小人物们的命运与选择，以他们交织热血与牺牲的青春，从别样视角呈现了这场战争的残酷与无名战士们的伟大。

  《满江红》的魅力之处也在于此，故事当中的草根小人物们，让那首《满江红》的精神无处不在，荡气回肠，直击人心。

  陈宇很喜爱这种创作方式，无论是讲故事的切入口，还是故事聚焦的主体，他更偏好于“小”。“我偏好于去写大时代下的小人物，比起宏大叙事，我认为艺术作品更应该去书写‘人’，去书写人的行动、人的情感、人的心理，尽管群体的意识形态和时代必然是相关联的，但我们仔细描摹的仍应该是每个真实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我们应当去爱真实的人，去表现一个个真实的个体，这是我的创作偏好。”

  从时间线上说，《满江红》的创作其实是更早于《狙击手》的，那时张艺谋给陈宇的限定更简单，仅仅是“一个大院”。张艺谋让陈宇去取景地走走看看，然后构思一个可能在大院里发生的故事。最终，陈宇给张艺谋带来了惊喜，也给这个“大院”注入了力量。

  在《满江红》的呈现中，陈宇高度压缩了时间与空间，故事仅就大院内一昼夜间发生的种种，情节高度紧张，且层层反转。小人物以最朴素的正义与牺牲，深化了观众对于家国情怀的理解。

  为一句话，为一首词，在陈宇看来，这是一种极致的崇高，一种极致的英雄主义，也是一种极致的对美的艺术呈现。而那些宏大的精神也又一次成功被陈宇解构，自每个鲜活的小人物处，润物细无声深入人心。

  在《满江红》上映后，我们邀请了编剧陈宇，倾听他同我们讲述他与张艺谋导演的合作碰撞，揭开《满江红》的诞生过程，也从他的创作方法论出发，一同探讨电影的美学表达。

  陈宇：张艺谋导演一直都给予我一个较大的创作空间，《狙击手》是几点要素，《满江红》实际上更广泛，他就给我一个空间，一个大院，让我去看一看，看我觉得里面可以发生一个怎样的故事，其他没有一点限定。而后我确定了现在这样一个《满江红》，艺谋导演看后也觉得很好，看到这些人为一首词而来，他说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没问题了，这个戏，咱弄了！

  陈宇：我和艺谋合作的出发点都是比较专注故事，对优秀故事，对一个很“绝”的故事的发掘。把“绝”拆解开来，第一，就是它具备着观众意想不到的发展；第二，应该拥有着巨大的能量，并且有力量；第三，它是能够被拍出来，能够在当下的生产条件中有效实现的；最后，它可以导向一个很有意义的价值观。那么，于我而言，我一定要找到一个“高概念情境”，这是我的创作习惯和方法。

  之于《满江红》，我先想到了一个核心，假设有一帮人，他们在这个院子里要做一件事儿，且一定要做，并且他们都没打算回去，那么他们会闹出怎样天翻地覆的一件事来？当这一设计作为起始，那么接下来就是要想“为什么”？人物行动的目标是什么？为复仇、为宝藏、为武林秘籍都不稀奇，且也不是我们要拍的电影，达不到一个更高的高度。

  那么我想，可不可以就为了一句话，为了一首诗词。我们一个在常规意义上看似不重要，但最终又格外重要的事物，那么自然就有导向了，我觉得这是一种极致的崇高，一种极致的英雄主义，一种极致的对美的艺术呈现。

  而走到这儿，我们就想到《满江红》这首词。《满江红》对我来讲是比较有意义的，他是我自己会背的第一首词，可能对每个中国人来讲，这首词都耳熟能详，那么它能被传唱至今，是具备巨大的能量和格局的，这样顺理成章想下来，就有了《满江红》的故事。

  陈宇：我们依然会有讨论乃至争执，这是创作过程中必然的，生产的全部过程中会有大量的讨论，长时间的开会分享。你把最初原创剧本的格局做出来后，后面很多东西要展开讨论，不仅是导演，演员的进入，增添喜剧要素，我们也会对剧情做调整，包括演员的想法，我觉得也很重要。导演也很重视他们的想法，我们不是“鼓励”他们进行创作，而是激发，所以大家碰撞出了很多在我看来很精彩的主意。

  南都娱乐：整部作品有笑有泪，家国情怀外增添喜剧元素，这是和导演演员一同磨合的结果？

  陈宇：在写作时，我非常大程度上借鉴了话剧的表现手法，包括古典戏剧的表现手法，里面有古希腊悲剧的影子和莎剧的影子。但最初没有太多喜剧元素，随着项目的发展，以及作为一个大体量商业片，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增强这个影片的观赏性，让观众在看片过程中有更丰富的情绪感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剧本进行了修改。从编剧这边，我要给予这些喜剧要素出现提供情境，你不能去硬贴，不能只做些很逗的台词，去逗哏，而是要创造能够产生喜剧的情境，比如中间他们几个都要抢那封信，最后找到了，真正到手了，三个人坐在屋子里，却没有一个人敢碰。像这样一种“荒诞”，实际上给予了喜剧的空间，我们编剧和导演就是要先提供空间，然后再让演员去发挥所长，这样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南都娱乐：你如何评价演员最终的呈现？看过片后，大家的表现有打动你的部分吗？

  陈宇：还蛮多的，基本上每一场戏，特别是带有喜剧意味的戏，所产生的效果我觉得都挺不错的。就像我说的看信那场，包括他们几个人喝茶，屋里刀顶着，外面几个人商量这事儿怎么办。还有最后那场戏，雷佳音身上一个悬疑点揭晓，艺谋导演点卡得非常准，会让大家刚遗憾，哎？怎么回事儿？但疑惑没有保持太长，迅速就解决了，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这个节拍掌握得很好。

  南都娱乐：从《狙击手》到《满江红》，可以明显看到一种以小见大的动人，在你看来这和宏大叙事比，是否更有挑战？

  陈宇：这跟我的创作喜好与创作偏好有关，我比较偏好去写大时代下的小人物，甚至，我认为宏大叙事似乎不是一部电影或者一个艺术作品所应该去做的事。艺术作品就应该写人的行动，写人的情感，写人的心理，当然精神行动是和一个群体乃至意识形态和时代相关联的，但是你描摹的应该是每个人，而不是一些抽象的人。

  宏大叙事下，我们往往会对某种抽象概念喜爱，对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个体排斥。这就是一个很奇特的悖论。并不是说这不好，但我希望说我们也可以去爱真实的人，做艺术表现的时候，应该去表现一个个的个体，写故事时，还是要落到“人”身上，我个人的偏好和心态是这样子。

  南都娱乐：这部片子依旧是“三一律”创作方式，你之前也提及这是很具有挑战性的，为何如此钟爱“三一律”？

  陈宇：这个也是我自己的创作偏爱，和艺谋导演的创作偏爱也比较契合，在《狙击手》和《满江红》这两个当下我们连做的项目上也确实具备这种特征。那么就《满江红》来说，如我所讲，我们要做一个很“绝”的故事，还要在一个悬疑类型之下，并体现一些极致的有力量的东西，“三一律”创作法即要求一出戏所叙述的故事发生在一天之内，地点在一个场景，情节服从于一个主题。这就非常容易满足我和艺谋导演的创作偏好。为了去强化情节的动力，强化人性的力量，以及创造紧张感，我们采取的办法是从时间和空间这两个角度去压缩，那么把一个一个月发生的故事，我们就尽量去写，看能不能压缩在一天；把一个在空间上很广泛的布局，看能不能压缩在一个空间里。这样的目的其实就是使戏剧动力极致化，令戏剧动力更强，一切都紧迫起来，没有可躲避的空间和余地，这是我的一种创作偏好和努力的目标。所以无意导致了两部作品都比较集中于这种创作方法，特别是《满江红》，这可能是一种最为极致的“三一律”了。

  南都娱乐：现在已经看出，观众也从对大片的偏好，转到了对强叙事性故事的偏爱，之于这种强叙事型创作，你有没有总结出一套方法论？

  陈宇：自然是有的。人接收信息时都是有一些规律，只要我们的生理结构和大脑结构不变，接收信息时就有一些规律。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一直到今天，几千年来，我们从始至终在探寻着一种有效的讲述故事的方式，探讨如何让受众很好地接受故事的方法，这中间是有一些原理和方法的，比如单线叙事、双线叙事、非线性叙事等。我最近一直在研究“经典叙事原理”。

  总体看来，经典叙事原理比较符合我们接受故事时的一种心理逻辑，这套方法有内在的系统化原理，也会体现在剧作书和好莱坞编剧法中，在学术系统中我也做这方面的研究。面对当下主流电影市场，我们都知道电影是一个大众娱乐产品，一个流行文化产品，面对的就是“大众”，那么当你做主流电影而非艺术片、实验片时，你必然要采用经典叙事原理。所以，我自己的创作也是在经典叙事原理方法论下展开的。像艺术片与实验片，他们是探寻人类思维和情感的边界，而我们要有共识，肯定某种属于我们人的精神价值和价值观，这两种努力方向是不同的。

  南都娱乐：总结这一次创作，于你个人而言，有没有遇到一些挑战以及实现突破？

  陈宇：对我而言就是在量上做得更为极致，比如时间和空间压缩的同时，信息量上巨大程度的增加，反转频率也很高，还要让观众想不到，都是挑战与突破。

  另外，这次对剧本也做了比较长时间的打磨工作。一般创作而言，创作者往往将故事写出来工作就差不多完成了，后面就是一些小调整。但之于一个主流商业大片，就需要大量的打磨工作。它的工业工序影响因素特别多，我们最终要达到最完善的状态，我也本着一个电影项目最终希望达到的效果出发，而非我个人的喜好和个性，当然这也没有感到有什么冲突，我觉得也得到了锻炼。

  南都娱乐：据说《中国乒乓》是你学生的编剧作品，这会是你创作方法论的一个传承吗？

  陈宇：对，编剧之一是我的学生，实际上最近很多作品前后上映，我希望每部片子都能卖座，能够提振三年疫情后的中国电影市场，能够将观众都吸引回影院，这是非常好的。今年实际上影片质量都是很高的，也感受到了复苏的倾向，我觉得很开心。包括《中国乒乓》的编剧，我们是把我当年建立的一些概念、一些方法论传递给学生，他现在做得也很好，我也很高兴。

  陈宇：后面有一些计划，一方面和艺谋导演在碰下一部片子，剧本反正挺难的，导演对剧本要求也是慢慢的升高，我希望可以跟上他的创作步伐。另外一方面我自己也在做一些事，对感兴趣的剧本可能去拍摄，这两部分工作都在做。

  陈宇：都在做着，总体来讲，我一定会做类型片，悬疑、谍战、青春片都是我很喜欢的。

  南都娱乐：说到类型，像《狙击手》时，你定义它为战争片与青春片，如何定义《满江红》？之后的创作中，这些题材类型也会有交织吗？

  陈宇：对，《满江红》本身算悬疑类型片，有喜剧元素。但实际上在我写的时候，我是不断去碰触类型边界的，所以你也能说它是一个新主流电影。

  那么在讲述的过程中，我是想用类型来制造“观众以为的类型”。比如观影过程中，观众会以为后面的故事情节按照这一个类型的常规桥段去发展，那我要借助这种心理，最后发现其实不是这样。可能本来会这么发展，但我又不会给你。比如开场，你以为我们在讲一个倒霉的小兵卷入了一起案件，他要保命，于是满嘴跑火车，大家以为我们要讲他怎么把命保下来，这似乎是固有套路；而之后，大家会发现，原来沈腾演的这个小兵是“主谋”，看上去他们的目标是刺杀宰相，观众又产生了类型期待；结果最后，我们聚焦到《满江红》这首词，聚焦到家国情怀，你就会看见我们不间断地打破观众对类型对套路的期待。

  陈宇：对，实际上你要有效借助类型片和观众心理，帮助你建构你的故事，让观众产生一种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心理感受，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讲故事很简单，却也是最复杂的一件事。有无穷的奥妙，它也是我们人类心灵和情感的精神食粮，是一种刚需。假如没有讲故事这件事，如果没有在当代用电影这种最受大众欢迎的方式来讲，我们的生活会丧失太多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