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负担源寻求“减负”路径

  摘要：作为应被“减负”的主体学生，“负担源”有国家教育层面、学校层面、教师与家庭层面，还有学生的自我加压。在实行“全国统考”的大背景中，减负的难度更大，也更需要学校与教师的风度、胆识、气度与智慧。教师自身素养的高低直接关涉减负质量的高低。教师要做学者型教师，在知识传授上做到“精、准、深”，方法上则做到“全、简、用”。教师要引导学生在动作上做到“习惯性快”。而源自学校与教师对学生造成的隐性压力更要关注。总之，呵护好每一个孩子的尊严，激发其学习的兴趣与潜能是教育美好人性建设应有的情怀。

  2016 年福建等多省市高考加入全国卷，全国高考数学与厦门等多地中考数学难度突然加码，考试的难度成为社会的关注点。中高考数学难度的加码，是有背景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朱邦芬说：“学校授课内容中很多基础知识和能力的培养要求一降再降、招生考试越来越简单、平均分数慢慢的升高。”可是，这种应“减负”之景而削弱学科基础知识和能力培养要求的减负，“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变得更重”。［1］

  教育部门推出的减轻学生负担，其基本思路是精简学生所要学习课程的内容、降低课程要求、改革考试内容和方式等。朱院士指出，随着课程难度和挑战度的下降，高考的区分度缩小，这对创造性较强的学生不利，学生高分获得的路径更加依赖于学生的细心、记忆力和勤奋程度，为此学生大量时间耗费在“刷题”上。中国教育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更严重的是造就了不少没有人格底线的人，其恶果已日益彰显。

  朱院士还敏锐地指出：“若无法破解改变‘高考独木桥’，不能够实现‘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即使中小学课程学习内容再精简，考题再简单，授课课时再减少，学生的负担也很难得到实质性的大幅度的减轻（最多消除由于教学不得法造成的负担，减轻大量刷题带来的额外负担）。在‘一刀切’教育模式和高考主导的大背景下，盲目地统一降低课业要求，只是使学生的平均知识水平下降，但并不能减轻学生负担，也无法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2］

  作为应被“减负”的主体学生，“负担源”是多方面的：国家教育层面所致的压力、学校所致的压力、教师所致的压力与家庭所致的压力；当然，还有学生的自我加压。而仅从学校层面考虑，压力又分为“显性的课业负担”与“隐性的思想负担”两类。这里所讨论的是特指作为学校与教师能力范围内能掌控的“减负”内容。

  落实“减负”要有起码的思想认识基础，即减负不是革命，过于激进的手段或方法都不符合减负本身的实际。北京大学社会学家郑也夫阐明了一个普适性的生物学知识：“人类的站立是慢慢进化形成的，但是比起爬行还是太短暂了，因此腰病在人类中非常普遍。原因是其骨骼结构更适合原先的爬行而非现在的站立。既然进化只能在旧有的基础上进行，就只能尊重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太激进了不成，不仅思想和观念，人类的身体本身都是保守的根据和证明。”［2］从生物进化的角度考量，此前教育部门推出的诸如“书包称重”“定时清校”“教师课堂讲课定时”及“作业布置精准到分”等种种措施都属于过于激进的方法。减负属于进化，不是革命，故不能另起炉灶。这话的意思是，对于学生的健康成长，适当的“负担”是必要的，“减负”不宜采取“一刀切”的大一统方式，只能“对已经存在的东西做些小修小改”。［3］

  在实行“全国统考”的大背景中，减负的难度更大，也更需要学校与教师的风度、胆识、气度与智慧。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学各科教师通过大量试卷抢夺学生学习自己所教学科的时间。河北衡水中学一女生三年高中做过的试卷累积高度达2.41 米，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各科教师极不理智地抢夺学生的学习时间，不仅造成了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更形成了学校教学秩序的混乱。这样的做法，使得学生被迫整天陷入单调乏味的作业应付中，没时间做心灵的阅读。长此以往，学生健全人格没办法形成，因阅读缺憾而造成的广义知识与人文素养深度缺失，以及心理得不到滋长，从短期看，打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从长远看，影响学生学习潜能的开发与综合素养。事实上，国外各学科教师都会给学生开列书单。适度的阅读不仅不可能影响学业，反而能使学生从阅读中清除心理垃圾，开拓视野，减缓压力。学生的成长包括身体成长、知识成长与精神成长，学校常规教育在身体成长与精神成长上，往往关注不够。

  造成教师间相互抢夺时间的低层教学局面，很大程度是由教师自身素养缺失直接所致，所以，教师自身素养（而不是特级或名师等称谓）的高低直接关涉减负质量的高低。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不阅读的、没有情趣、没有思考的教师如何能带出有品位的学生。只有文化型教师、思想型教师才能引领学生的精神成长。身在一线的教师都知道，今天的教育，已无几个教师还葆有阅读的习惯。一所学校，常常有一批不阅读无思想又特别勤奋的老师，他（她）不把时间与心思放在精心备课上，不关心教育，只在乎自己的职称名义以及学生的学业成绩，正课质量不高，只好课外占尽学生的学习时间，从而拖累其他学科。这样的无品位教师的形成，关键在不阅读。教师不阅读，则思想缺失；思想缺失，则神志不清；神志不清，则底气不足；底气不足，则唯上是从；唯上是从，则个性顿失；个性顿失，则风格缺失，于是只能盲干。

  单向度又不断重复的作业实际在消耗学生的生命，学生应在阅读中完成文化建构与精神生成。阮长海说：“真正的教育是文化的教育。从人类学的观点看，教育既是一种文化活动，也是一种文化历程。教育作用于人的过程，实质上是使人获得文化的过程。”周国平说：“阅读是与历史上的伟大灵魂交谈，借此把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占为己有’。”［4］这样的精神财富会调节心灵，减缓学生的心灵负担。而阅读对人的作用，可以从杨绛关于读书的名言中得到启示，如：“喜欢读书，就等于把生活中寂寞的晨光换成巨大享受的时刻。”“读书影响潜在，它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你的思考、逻辑、谈吐、与人共事等每个方面。”“读书多了，内心才不会决堤，是指人的情商积累和阅读相关。”“读书到了最后，是为了让我们更宽容地去理解这样一个世界有多复杂。”“读书，正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

  学生适量阅读，实际上的意思就是一种很好的减负方式，而阅读是需要引领的。我们不可低估学生的阅读欲望，长期引导阅读，你会发现阅读对学生惊人的改变。比如，我曾经带过的一届理科实验班，学生经过我一段时间的引导后，他们自己相互推荐阅读书目，其中有一周他们推出了如下涵盖面广的科普阅读书目：

  在这样的阅读背后，我关注到，学生课内外谈论的话题也多与科学有关，我想，这样的引导其意义将是深远的。

  很多教师担心学生没有阅读时间，其实就像一个爱抽烟的人总能找到烟钱一样，爱阅读的孩子总能找到阅读的时间，并从中发现快乐。我校今年的理科省状元黄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在高考的前一天晚上还在读《的葬礼》，很多人不解，而读过此书或爱阅读的人则不言而喻。当然，教师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由此减少学生写作业的单位时间，是减负的关键。不少教师对某些知识点的传授一直不能到位，反复讲解依然不能穷其旨要，造成学生课外负担的加重。比如语文高考诗歌鉴赏中“景物描写”这一教学要点，多数老师只能就题讲解，遇到侧重修辞手法的题目讲解修辞手法，遇到侧重声音颜色等关键词的题目讲解声色词，遇到侧重侧面描写的题目便讲解侧面描写，这样的讲解零散破碎，不成体系。如果做一个学术型教师，就会系统整理相关知识。比如，我们大家可以将诗歌鉴赏中的“景物描写”的技法内容整理成如下三句话，学生则会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细白五官动与静，词性虚实色与辞，正侧对应有层次。”

  短短三句话，涵盖了诗歌鉴赏景物描写的所有答题要领：在诗歌鉴赏景物描写中，“细白”是指常用的细节描写与白描的手法；“五官”是指常用的感觉器官（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与视觉）描写法；“动与静”是指常用的动作描写与静态描写；“词性”是指通过典型的动词、形容词、数词、副词等特殊表意词的描写方法；“虚实”是指常用的实写与虚写；“色与辞”是指常用的颜色与修辞描写；“正侧”是指常用的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 “对应”是指常用的景与情的四种对应关系，即乐景衬乐情，哀景衬哀情，乐景衬哀情，哀景衬乐情；“层次”是指常用的写景顺序，如由高到低，由低到高，由远到近，由近到远，由里到外，由外到里等。短短的三句话，系统整理了诗歌鉴赏景物描写中常用的十大方向，这样，学生只要做几道经典例题，便系统掌握了这一类题目，实现了“从这一题到这一类”的高效学习。

  “减负源”在教师层面上看，我主张教师先做学者型教师，在知识传授上做到“精、准、深”，方法上则做到“全、简、用”，全面、简洁与实用是学生高效学习的必须。

  “减负源”在学生层面上看，我主张教师要引导学生在动作上做到“习惯性快”。教育是慢的艺术，这是对教育的整体而言的，而对于教育的局部，则要求学生做到“动静分明”与“快慢有别”。“动静分明”是高中生学习的必备品质，更是一所学校文明与文化的体现。一个学生在需要“动”（比如运动会或上台发言交流等）的时候“动”不起来，在需要“静”（比如静心作业或阅读、倾听等）的时候“静”不下来，这将是糟糕的事。如果是男生，这样的男生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往往被视为不够男人味，这需要教育纠偏。“快慢有别”体现做事的节奏性，表现出主体对事情轻重缓急的处理艺术。对于心灵艺术感受、陶冶性情类的一些事，需要静，需要慢。比如学生在长时间学习后放松心情时或周末时光，对盛开的一朵花要有静静、慢慢的观赏力，甚至要有与之对语的情怀，或对校园入秋的蝉鸣有同情的感受。如此才能使每个人的天性和与生俱来的能力得到健康生长，达成“教育即生长”（罗素语）的教育本义。当下学生忙碌的程度，甚至到了无视校园一切变化的程度，教育使他们感受不到身边的凤凰花开与梧桐叶落，学生对自然、对他人应有的“同情”感悟及人性温暖的向度，没有正真获得正常的培养，这样的人格是不健全的。而对于学科限时性的作业或生活上叠被子等之类可以快的一些事，则需要动，需要快。细心观察过学生学习全过程的老师都会发现，当下中学生（尤其是学困生）有相当大一部分，学习动作上是“习惯性慢”，从拿一只笔、找出一份试卷到进入学习状态，快的只要不到一分钟，慢的则需要十几分钟。因为“习惯性慢”而导致效率低下，从而使课业负担相对增加。动作慢还只是一个外在的表现，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外在动作的习惯性缓慢是由内在大脑思维的习惯性缓慢导致的，而终其归因，是不良习惯所致，而这，恰恰是可训练的。

  当然，仅有观察与分析是不够的，要减负增效，还要教给学生一些必要的方法。国外教育主张要教给孩子四项最基本的时间管理技能：一是学会区分必须做的事和自己想做的事；二是学会设定优先级——紧急的，重要的事先做；三是学会给时间做预算；四是找出哪些事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并坚决杜绝。引导孩子们明白，做时间的主人，时间管理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自我管理。

  除了教师可控的显性减负因素及应对办法外，源自学校与教师对学生造成的隐性压力更要关注。朱永通先生说：“相对于课业这一显性的负担，孩子心灵上、精神上的隐性负担更需要我们来关注，因为呵护美好人性的成长、培养人格健全的文明公民，才是教育的终极追求。”［6］教育改革深化到一定阶段后，歧视学生的现象得到了某些特定的程度的控制。譬如不再随意停学生的课，不再明目张胆地叫后进生，不能再公布学生成绩排名，不能有性别与智障歧视等。但歧视学生的现象依然存在，隐性的歧视面有时甚至更广。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教育的不公平。歧视，是造成学生心理负担的一大主因。在一次给马来西亚班主任、行政、校长来访团的讲座中，我列举了常见的十种隐性歧视学生现象，校长听完后一直深握我的手，表示观点很具启发意义，并热情邀请我前往马来西亚讲学。这十种现象所造成的心理歧视是学生在校心理精神负担的主源，简述如下：

  一是班名拟定显歧视——“××重点班”“××尖子班”“××特长班”“××普通班”“××补习班”。更有甚者，叫“××孔子班”“××火箭班”。“火箭”意为“过快，超快”，这本身不符合教育学知识。如此种种，不仅听之难受，学生主体长期学习、生活其中，始终感觉比别人高一截或矮一等，对优生与学困生都是一种教育的伤害。我常常对带有这样班级称号的学校校长表示同情，因称谓而造成大面积歧视的现象，校长竟然浑然不觉。

  二是座号排列显歧视——有些学校在新生入学后，班主任办事过于草率，以拿到的入学成绩排名来编定座位号，第一名为1号，以此类推。殊不知，这座位号一用就是三年，学生很容易看出座位号就是成绩排名号。这样，很多同学都要背负那个象征着耻辱的号码，心里充满怨气。学生厌学、怀恨老师、诅咒学校甚至痛恨教育等叛逆事件往往从这样的隐性歧视中酝酿生成。

  三是座位排列显歧视——学生座位的排定是一件技术上的含金量极高的活儿，教育的艺术就体现在这一些细节上。同桌与前后桌之间，涉及到高矮胖瘦、成绩互补、性格协调、能力均衡、男女比例及班团干部的搭配等诸多问题。有些班主任只要学生稍有违纪或看不顺眼，就把学生调至最后一排，似乎最后几排就是问题学生的窝点一样。或者无意识地造成某一大组没有班干部，无形中给学生落后大组的现象而造成隐性歧视。至于视家长送礼多寡来安排座位，那已经是教师丧失了最起码的人格底线，对学校造成的伤害将是长远的。而实际上，最直接的损害就是师者形象自毁。

  四是考场排序显歧视——在一些学校，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是期中考试级别以上的考试，学校就把全年级学生打乱，重新洗牌排定考场。这本身没有错，但问题是排序的方式往往人为制造了歧视。主事者担心学困生“偷看”优生答案，所以干脆按年级以前的考试成绩排名来排定学生的考场号。甚至最前面的优秀生的考场学校设作“荣誉考场”，不设监考教师，还以教育创新到处宣扬，而学生很容易识破，于是，排在后面考场的同学就会认定自己所在的考场号是耻辱号，学生坐在最后的几个考场，心想自己是全年级最坏的学生，这时，本来很正常的监考老师在学生眼里就成了“警察”，学生连头都抬不起来，或者干脆抱定破罐子破摔的心理，何谈正常考试？这样，每一次考试都是一种伤害，学生学习的兴趣怎么样提高呢？

  五是成绩公布显歧视——在教育主管部门的三令五申下，各校一般不再直接公布成绩，可是花样别出：班主任要发成绩条给家长，首先把全班成绩拿给学习委员，再让学习委员让学生一个个核对并签名。表面上是工作缜密，实际上学生是控制不住的，教师深知这一点，并借助这一点来达到公布成绩的目的，臆想借此震慑一下不努力的学生。实际上，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歧视。

  六是作业批改显歧视——先看名字再批改，或完全按照书写状况下评语，这都是欠妥当的。如果批改作业的态度取决于学生平时成绩的好坏或表现的优劣，而不是按照学生作业所呈现出的知识点的掌握情况，评改就有违公平。

  七是先入为主显歧视——我始终不会忘记，刚参加工作时，一次老校长在全校教师例会上说的一个关于教师歧视学生的经典案例。他说，一位老师上课，看见两位学生手里拿着书都在睡觉，两位学生成绩正好一好一坏。这位教师停下课来，指着成绩好的同学微笑着对全班同学说：“同学们，你们看，这位同学学习多勤奋，连睡觉了手里都还拿着书。”然后沉下脸来，眼光扫向成绩不理想的那位同学，说：“你看他，一拿起书来就睡觉。”这是一种典型的先入为主的歧视，教师亦缺乏起码的教育常识与师德情怀。卡尔•克劳斯说：“所有语言的背后，是一种道德精神。”往严重方面说，师者出语伤人可能是自身道德素养低下的表现。

  八是呼叫学生显歧视——师生间交往距离太远或太近，都有悖教育原则。有的老师在呼叫自己最喜欢的学生时，连姓名都省去，直接亲昵地称呼最后一字，唤作“AA”的。这无形中拉开了该生（包括教师本人）与其它同学间的距离，也使优生陷入人际交往的僵局，引发优生学习与人际交往上的双重负担。这种叫法反过来对那些学习、表现均不好的学生，实则是一种变相歧视。有些班主任在做工作时，很难主动叫学困生的名字，往往就是直接训话，这是一个隐性的歧视规则。

  九是行为动作显歧视——很多老师在班级上课或下课之间，有时会偶尔用用笔或纸巾，或借借书等，这时往往求助于学生。学生热情，渴望老师能用自己的物品，所以争先递送。而每当这时，教师的手往往不由自主地伸向成绩好的同学，有时尽管成绩不好的同学反而会更热情，动作也甚至更快，但老师下意识里发出的动作就是偏向优生。

  十是课堂提问显歧视——课堂提问是教学的重要环节，应该兼顾各种层的学生。而常规课堂上教师很少顾及到学困生的感受与学习实情。教师认识上有两个误区：一来教师不愿提问学困生，认为他们的观点不具代表性；二来认为即便是叫了，有时反而会引来其他同学的笑话。教师的协调工作不及时，歧视学生的现象就客观存在。

  学校教育只是孩子终生教育中的一个截面，每一个孩子都有自身的特点，有的早慧，有的晚成。台湾著名词人方文山在接受我的专访时曾提到，自己国中毕业时成绩很不好，但国中的一位老师在毕业的当天对他说：“我听别的老师讲，其实你很聪明。”就是这位老师的话给了方文山很大的鼓励，让他觉得“就算学业成绩不好也没有过大关系，感到自己还可以做其他东西，成其他事”。［5］要是教师以学生毕业的成绩来论定其一生，那么4岁才会说线岁才会写字且被老师认为“反应迟钝，思维不合逻辑”的爱因斯坦、考了三次艺术学院都以失败告终的罗丹，可能都将被教师歧视。

  学校与教师要做的，就是要呵护好每一个孩子的尊严，激发其学习的兴趣与潜能。教育是守候，是一门“爱的艺术”（弗洛姆语），不要在冬天砍倒一棵树。先锋诗人、实力作家凸凹在《大地清明，故乡永在》中说：“在大地上，每一束阳光都有照耀的理由，每一种生长都有自适的风流。”让每一个来校的孩子都沐浴阳光，让每一个来校的孩子都有对自己最合适的生长方式，是学校应尽的责任，也是教育美好人性建设应有的情怀。

  ［1］朱邦芬.“减负”及我国科学教育面临的挑战［J］. 物理与工程，2016（4）.

  ［2］郑也夫. 阅读生物学札记［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

  ［3］尼斯•乔治•威廉斯. 我们为什么生病［A］. 郑也夫. 阅读生物学札记［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

  ［4］朱永通. 教育的细节［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5］欧阳国胜. 不要把生活重心只放在一件事上——专访台湾词作家方文山［J］. 教师月刊，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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